这十天，在湖北最西边的小镇上发生了什么

几天前，当二叔和小镇上那些弯着腰的婆婆人生第一次戴起口罩时，他们都会一遍遍地提起那晚在小镇上空炸响的冬雷。

我是在腊月前来到这座小镇的。跟着帮别人搭灵堂、唱孝歌的二叔，走进这个湖北最西边的角落，也走进大山深处，那些面临着最终离别的家庭。此前，脑海中一直有一个画面。除夕夜的山里，有人刚刚去世，灵前放着火盆，二叔在火盆前唱歌。凌晨将到，山下的小镇升起万千烟花。

比烟花早了几日从天而降的，是深夜里的一串冬雷。那晚，二叔也在山上唱歌。凌晨时分，山谷中突然亮起闪电。

白亮刺目的闪电一道道穿透窗户，接着一串又一串响雷在午夜前后炸响。惊心动魄的雷声，把许多人从睡梦中惊醒。在镇上长到六十多岁，二叔不曾见过冬天打雷。更老的婆婆也是。

小镇上有两条江，一条叫前江，一条叫后江

封城前的去与留

冬雷落下的那天是2020年1月22日。

当天，高速路数据显示数千辆武汉车牌的车辆驶入利川城。这座位于湖北最西边，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城是避暑胜地，人称武汉后花园。

信息在网上传开已有两天，一直觉得生死这种大事是命里早就定好的。直到雷声落下的那天，才开始有些紧张，念叨着要买口罩。网上已断货。二娘不觉是多大的事儿，说镇上药店里口罩充足，本地人没有买的。下午我骑车去了镇上，七八家药店一一走遍，口罩已一个不剩。

那天，镇上罕见的出现了堵车。腊月二十八，年关将近。各地车牌的车子在路上排起长队。推着行李箱，刚从公交车上下来的年轻人和背着背篓来买年货的本地人，把街上挤得比集市还热闹，没人戴口罩。不知小镇上已被搬空的口罩，都去了哪里。

比起没有口罩，更大的恐慌来自二叔。

疫情的消息，第一时间就告知了二叔和二娘。二娘和大姐最初有些不以为然，觉得这里偏僻得很，什么传染病都不会来。

我从非典讲起，从最初的传播到病愈者的后遗症，再加上二娘自己看手机也看到讯息。二娘的态度很快转变，只是二叔的口头禅依然是“不怕”和“没事”。

二叔不怕，我却怕得紧。主要是因为二叔的工作。

每次电话响起，二叔就会搬着搭灵堂的板子上山去，有时还会连唱几晚的孝歌。葬礼上本就人多，外地赶来的也多。主人家招待一日三餐，租用的公共碗筷上常有黑斑。

腊月和正月最冷的时节，电话来的最频繁。打来电话的多是乡亲。疫情扩散，即使在这偏僻的小镇，也已人人自危。一旦再有电话打来，二叔会怎么选择？我心里没有底。但我知道，如果继续像之前那样，一旦镇上有了确诊病例，二叔和跟着二叔跑的我，都是绝对的高危人群。

一把锤子、一把剪刀，二叔随身的工具

第二天，腊月二十九。年前镇子上的最后一个集市。二娘一早去隔壁借了几只口罩。二叔拖着一车的板子上山了。电话是昨晚半夜打来的。

口罩不是外科口罩，更不是N95，但二叔还是戴好，并照我教他的那样，压了压鼻梁。早上落了雨，山上起了雾。我们在山上转了几圈，那个地方不好找。最后车子停在路边，搭灵堂的木板被葬礼上帮忙的人，一件一件搬了下去。

灵堂前已聚集了不少人。只有我和二叔是戴口罩的。陆续赶来奔丧的人里，本没有戴口罩，却在看见我和二叔后，从衣兜里掏出了口罩。木板太重，二叔需要别人帮忙，免不了要和别人说话。口罩时不时落到鼻孔下。二叔不理，甚至直接把它拽下。

前一天就和二叔说过，不要和外人说话，也不要在人家家里吃饭，灵堂搭完就走。但那天一直忙到下午一点多钟。暂时还没有车子送我们下山。我跟二叔早餐都没有吃。主人盛情留饭，二叔没有拒绝。我端起饭碗退到人群后，二叔吃饭向来慢，又喝起酒。跟一桌不知从哪里来的人，说说笑笑、吃吃喝喝一个多钟头。

就在那天上午，武汉开始封城。

二叔的工作看来是不会停下，他的习惯又一时无法改变。没有任何有效防护装备，吃住都在二叔家的我，开始有些焦虑。

武汉医疗资源紧缺的消息已经传开。这是湖北最偏的地方，医疗资源没法和武汉比，镇上的人卫生习惯和预防措施都不够，一旦有感染，情况绝对会比城市可怕。

我有了暂停拍摄，去外面避难的打算。是去更偏、人更少的山上找个临时住处，还是去市里租个单独的房子，亦或是直接搭火车回山东？那个下午接了老家几个电话，都在催我回去。可是，即使离开也要等到除夕夜，烟花拍完之后吧。惦记了很久的那一刻，终究舍不得。

很严肃的再次跟二叔强调疫情的传染性和严重性，他依然笑嘻嘻地说没事，说他不怕，笑我胆小。我的焦虑终于爆发，冲他大吼一次。

那天晚上，与二叔一起唱孝歌的舅舅他们去了另一座山里。他们将在那连唱几晚的歌，包括年三十和初一。二叔推掉没有去。

那天晚上凌晨十二点，继武汉封城14个钟头后，利川也宣布了封城的通知。半夜两点多看到，反倒安心了。哪里也去不了，也就不用在去与留、逃与不逃之间纠结。

天亮了，除夕到了。早上跟二娘说了封城的消息，商议要不要去超市囤点米粮。二娘觉得没有必要，家里有新打的一百斤稻谷，屋后的山上都是白菜、萝卜，平时吃不完都砍来喂猪的。

那天没有公交，路上也没有车子，与二娘和二叔爬山，去二叔的儿子家吃饭。看到山上一片片青翠的菜田，稍稍放下心来。

镇子的四周都是山，山上有人家，镇子在山下

背锅的，还有老鼠

大抵是知道二叔的工作和脾气，山上的儿子和儿媳也对二叔苦口婆心的劝告。聚餐已用起一次性碗筷，且第一次使用了公筷。第二天，二娘便把公筷的使用推广到自己家里。

二叔看着锅里多出的三双筷子，笑说跟神经病似的。我跟二娘大笑不止。二叔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筷子伸到锅里，被二娘敲回，忿忿地多夹菜到碗里，再不把筷子往锅里伸。吃过饭，就是熏白醋与消毒水拖地。

除夕夜终于到来。

开着电视放着春晚，二叔、二娘和我一人抱一只手机窝沙发上不停地刷信息。没人看的电视很快被二娘关掉。天黑后，爆竹声响过，二娘说，烟花要到十一点过后。

镇上产的烟花一向让小镇人自豪，不少人跟我提过除夕夜烟花盛开，以及以前家家户户做烟花爆竹的盛景。提前选好拍摄点，一处在江边，看得到烟花与水中的倒影，还有桥上偶尔亮着灯过往的车辆。一处在山上，俯瞰人间烟花万朵的感觉。

十点多就出门等着，路上没人，江边还有一盏路灯亮着。等到十一点多，烟花突然从四面燃起，一朵比一朵开得大。几次转身又停下。眼看山上的那一处已经赶不上，且深夜里还有七八十度的陡坡要爬。

骑着自行车不停地赶路，烟花一朵朵在头顶，在眼前，在身后，360度的绽开。在繁盛的烟花底下穿过半个镇子。

猫大姐姐从海峡对岸发来信息——

“放的比台北101还要多呢”

山上的那一处终究没有赶上。

想起旧时燃爆竹驱年兽的传说，不知病毒会否被小镇轰轰烈烈的烟花爆竹吓跑，但因疫情阴霾了几日的心，此刻已被烟花照亮。不知舅舅他们正在哪一处的山上唱着歌。假如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灾，二叔应该也会在那里吧。

初一早上，门一开，二叔就溜去对面，站在马路上和那家人说话，被二娘大声喊回。那一家就有从武汉打工回来的。二娘的叮嘱，二叔转头就忘了。

这几日，陌生人一靠近，我就掉头转身，如避洪水猛兽。不得不和人说话时，也刻意退后保持距离。相较之下，二叔依然天真烂漫，见到人仍亲切的想要靠近。

这里的人于我本就是陌生人，但对二叔来说，那是他的乡邻。在这之前，邻居们时常话家常，去谁家赶上饭点，端起碗便吃。

为2020年开年的病灾背锅的，不仅有冬雷，还有老鼠仔。每当我和二娘扯着嗓子纠正二叔的不好习惯时，二叔就会歪过脑袋，大骂老鼠。”都是老鼠仔惹的祸，爱打洞、偷粮吃的老鼠仔，逢到鼠年一定没好事”。接着，二叔跟二娘提议，要不要买上两千斤稻谷，以防鼠年有灾荒。

二娘断然否决。

这天晚上，二叔给平日里一同唱歌的伙伴打电话，劝还在外面唱歌的他们注意一下。大概是被他们笑话了，二叔挂了电话，罕见地和二娘吵了一嘴。不一会，二叔又接到电话。

镇子上有人过世，搭灵堂的时间推到了明天早上。没有人说，这个时候不要去了。我也没说。

掉落的口罩与手上的伤疤

利川已经有了确诊病例。除了超市，水果店都关门了。囤了一堆水果等着过年卖的店老板，正在低价处理水果。

那个晚上很晚没有睡着。二叔做出了他的选择，而我也要做出我的选择。要不要继续跟拍？我本来以为自己有去或者不去的选择，后来发现，无论去还是不去，一旦二叔感染，我都逃不掉。不过是过来拍个片子，出个门怎么还要备好视死如归似的心情？

第二天，二叔扛着竹竿走在路上。路上不见一个人，路两侧的房子里却传出各家的声音。有的在煮早餐，有的在跟小孩子玩。空无一人的街上，家家户户的声音清晰地传出来。窗户上时有露出的脑袋，高声问二叔，又是谁家有人去世了。

刚贴上的红色春联，被白色的挽联遮住。

二叔钻进屋子，我跟着，刚要探头进去，被二叔轰出。“出去，出去，里面人多”。那个上午，二叔一直念叨着一句话，“红事可以推后，白事要怎么办呢？总得要抬出去啊”。

没有爆竹，没有戏班，没有四处赶来的亲友，没有大摆的酒席，在二叔这些镇上的人看来，这老人家真是走得没有福气。于是，再不能没有一个灵堂。

门前来来去去，无论是煮饭的大妈还是帮忙的年轻人，全都戴着口罩。但当大锅的面条煮好后，大家还是一拥而上，端着公用的碗筷抢着捞面条去了。这次，二叔没有去。

他的口罩还是动不动就掉下来，和人说话时仍和平时一样靠的很近。我提醒几次。在外面站久了，手脚冰冷。平时都会去火盆边烤烤火。可火盆前一向人最多。这次不敢凑过去了。

二叔的口罩又一次掉下来。火气一下冒上来，说啥他都不听，回去算了，不拍了。气鼓鼓地从二叔身上摘下小蜜蜂，这时看到他的手。手背上不知什么时候划破一块，血不流了，但干涸的血迹还粘在上面。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怒火，一下消散了。

但还是回去了。回去的路上，看见早上走过的路口已被各家的拖拉机、推土机和汽车堵住，不允许机动车辆穿过。

这些天，每天的心情如过山车般，跟着疫情也跟着二叔上上下下。他会不会出去？口罩有没有戴好？一举一动都影响我的心情。对疫病的恐惧，化为了对他人的恐惧。从没有一刻，我们与他人这样的遥远，也这样的命运相连。

而我还有另一重记录者的身份。在介入与旁观之间，当有可能影响自己安危的时候，我是否已经越线？

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沮丧得很。突然窗帘后传来扑腾声，一只小麻雀不知怎么钻进屋子里，惊慌地急起急落。若是平时，马上捉它出去了。那一刻，却坐着，想听它继续扑腾一会。

一会，屋子里又静下来，雀儿不知躲去了哪里。终于站起来，煮饭。然后，把房间的门打开，去找二叔。

回来后，让他先去洗手，再在手背上贴一枚创可贴。饭已煮好，炉火燃起，那只麻雀不知什么时候自己飞出去了。

远方的朋友时有问候。开始时，还会把自己的焦虑说出来，没有正规的防护口罩，却不得不出门。

再后来，有朋友问起，我只发山上的照片给他们看，说，山上有青菜，山上有泉水，山上还有烧不尽的柴。只要还有春天会发芽的菜种子，就什么都不缺。哦，对了，山下的江里还有鱼。

初三，二叔休息。二娘和二叔提着一兜纸钱上山，要烧给过世的父母。与二叔一前一后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二娘想起自己过世的父亲，“他生前就喜欢热闹，喜欢在路上走。他的墓刚好也在路旁。山上的空气多好。”

隔壁，不知是谁家的墓前长了一棵好精神的大叶子草。路过已过世的大哥家的菜园，二叔和二娘进去割了一把菜。用装纸钱的兜子，拎着下了山。下山的路上，一个人影和车影都没有，二娘拎着一兜青菜，脚步轻快地说，回去就把饭焖上。

二叔一进门就拿着香皂洗手去了。屋后的乌瓦房里正透着白色的轻烟，是熟悉的柏树枝子的味。腊月都过去了，谁家还在熏腊肉呢。

作者孔丽丽，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电影学硕士研究生、凤凰网文化创意频道特约研究员。

曾担任《河西走廊》、《金城兰州》、《重生》、《新华书店》等历史类纪录片的策划、撰稿工作，为纪录电影《粤韵芬芳》文学编剧。

原标题：《看见从天而降的冬雷，也看见内心的起落——在湖北最西边的小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