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着 2700 万奴隶丨单读

提起奴隶制度，我们可能误以为这是一个历史词汇，然而，就在我们以为人类文明已经非常先进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着 2700 万奴隶。全球最大的废奴组织“解放奴隶”的创始人之一凯文·贝尔斯在《用后即弃的人：全球经济下的新奴隶制》一书中，对泰国、巴西、印度等多个国家展开调查，通过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现了不同背景下奴隶、奴隶主和政府官员的样貌。新奴隶制下的奴隶是廉价的，是用后即弃的一次性工具，他们失去人身自由、被迫劳动、没有薪水、受到暴力胁迫。奴隶制并没有消失，它以隐蔽的方式，潜藏在全球经济和现代文明的保护伞之下。本书自出版以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人受到鼓舞加入反奴运动当中，各国的废奴计划也在艰难但顽强地进行着。凯文·贝尔斯毕生致力于废奴和人权保护工作，并将把本书所有版税全部用于资助反奴隶制运动。

《用后即弃的人：全球经济下的新奴隶制》

[美]凯文·贝尔斯 著

曹金羽 译

三辉图书丨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新奴隶制

凯文·贝尔斯

有多少奴隶？

几年来，关于现代奴隶制，我收集了我能找到的每一片信息。我到过联合国和大英图书馆；在国际劳工组织搜集资料，拜访人权组织和慈善团体。我与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交谈。获取关于奴隶制的有用而可信的信息极为困难，甚至在展示出照片和书面资料后，政府官员仍然否认奴隶制的存在。与之相反，人权组织则希望曝光奴隶制。他们报道受害者告诉他们的内容，反对政府对奴隶制广泛存在的证据的否认是他们的事业，但我们能相信谁？相信什么？

我的方法是，将我在一个国家中能找到的所有证据放到一块儿。当有人解释为什么有许多人身处奴隶制时，我会做笔记。当两个互相独立的人声称，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有一定数量的奴隶制时，我开始感到更加确信。有时候我发现，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奴隶制研究者竟会不知道彼此。我查看了我能找到的每一份报告，并追问“我能确信什么？我该相信哪个数字？”然后，我将找到的数字加起来，并务必保守一些。如果我对一份报告存有疑虑，就会在计算中把它剔除。奴隶制是地下的、非法的事业，因而数据难以得到，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我只能根据这些数字做出合理的猜测。

我对今天全球奴隶数的最佳估算是 2700 万。

这个数字远小于一些激进者抛出的数字，后者给出的范围超过 2 亿。2700 万是我觉得我能相信的数字，也是符合我严格的奴隶制定义的数字。其中的大头，大概1500 万到 2000 万代表了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债务劳役（ bonded labor ）。债务劳役或债务质役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人们让自身陷入奴隶制以作为贷款抵押或从亲属那儿继承了债务（关于这一点后面会详谈）。另外，奴隶制常常集中在东南亚、北非和西非、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全球几乎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奴隶）。今天活跃着的奴隶的人数远超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代从非洲被劫掠的奴隶的人数。换种说法，今天奴隶的人数比加拿大的人口还要多，是以色列人口的 6 倍。

▲ 种姓制度的延续，使得今天的印度依然存在大量奴隶

这些奴隶经常被用在简单、非技术性的传统工作上，在农业中人数最多。但奴隶也被用于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制砖、开矿采石、卖淫、宝石加工与珠宝制作、织布与地毯，以及家政服务。大部分工作瞄准当地销售和消费，奴隶制作的商品流进千家万户。奴隶工人制作的地毯、珠宝、金属制品，同时还包括粮食、糖和其他食物直接出口北美和欧洲。此外，国际大公司通过子公司隐瞒利用奴隶工人提高净收益的实情，以此增加股东的红利。

但是，奴隶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们用汗水制造的特定产品，也不在于被压榨出的劳动量。奴隶们常常被迫睡在织布机或窑炉旁边，有些甚至会被锁在工作台上。他们所有走动的时间都可能变成工作时间。在我们的全球经济中，跨国企业将工厂从第一世界转移到第三世界，其给出的标准解释是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奴隶制成为这些节省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效益有多好，有偿工人不可能比无偿工人—奴隶更经济。

种族与它有何相关？

在新奴隶制中，种族几乎毫无意义。过去，民族和种族差异常被用来解释并宽宥奴隶制。这些差异能够让奴隶主编造借口，以证明奴隶制为何可以被接受，甚至对奴隶们是件好事。奴隶的差异性使得采用暴力和全面控制的残酷需求变得简单易行。差异性几乎能够以任何方式被界定—宗教、部落、皮肤颜色、语言、习俗或经济地位。这些差异中的任何一个都可用来区分奴隶和奴隶主。维持这些差异需要在一些荒谬的观念上大量投入—论证的观念越疯狂，它的坚持就越猛烈。美国的国父们通过道德、语言和政治的扭曲，去解释为何他们的“自由之地”仅属于白人。他们中很多人都清楚，允许奴隶制将违背他们所珍视的理念。他们被迫如此，乃是因为当时奴隶制对北美的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大量的金钱。他们陷入发明法律和政治解释的麻烦中，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在道德上为自己的经济决定辩护。

今天，对金钱的渴求超过了其他忧虑。大多数奴隶主感到，无须再为劳动招募和管理的方式做解释或辩护。奴隶制利润丰厚，只要底线尚在，就无可指摘。从“将奴隶限制在他人中”这一观念中跳出来，现代奴隶主以其他的标准去挑选奴隶。事实上，他们享有更大优势：能奴役自己国家的人有助于降低成本。19 世纪美国南方的奴隶非常昂贵，部分原因是他们必须千里迢迢从非洲被运回来。当奴隶可以从临近小镇或地区得到，运输成本便降下来。问题不再是“他们的肤色是成为奴隶的正确肤色吗？”而是“他们是否足够脆弱，易于被奴役？”今天，奴役的标准不涉及肤色、部落或宗教；它关注的是弱势、轻信和贫困。

▲ 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被解救的姜戈》描述了 19 世纪美国黑人奴隶的生活惨状

真实情况是，在某些国家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存在民族或宗教的差异。举例来说，在印度，奴隶和奴隶主可能来自不同的种姓。在泰国，奴隶可能来自这个国家的农村地区，并且更有可能是女性。不过，在印度也有来自同样种姓却保持自由之身的人。他们的种姓或宗教仅仅反映了他们易于被奴役，但并不是造成奴役的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毛里塔尼亚例外，旧奴隶制中的种族主义在那里仍然存在，黑人奴隶被阿拉伯奴隶主控制，种族是重要的区分。的确，有一些文化更倾向于沿着种族界线区分。日本文化强烈地将本国人与其他人区分开，因此在日本被奴役的妓女更可能来自泰国、菲律宾或欧洲，极少会是日本人。即使在这里，主要的差异也不是种族，而是经济地位：日本女性远不如泰国人或菲律宾人脆弱和绝望。泰国女性可以被贩运到日本，是因为泰国人本来就在奴役泰国人。他们的共性是贫困，而不是肤色。每一个种族差异的论断背后是经济差异。如果这世界上所有的左撇子在明天陷入贫穷，很快就会有奴隶主利用他们。现代奴隶主是能敏锐地觉察到脆弱性的猎食者，他们迅速调整了一项古老的实践以适应新的全球经济。

新奴隶制的兴起

数千年来，人们被奴役。奴隶制回应着遥远过去的伟大时刻，它被整合进古埃及、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社会制度中。通过 19 世纪美国和巴西的奴隶经济，合法的旧奴隶制仍然存在于现在所谓的发达世界。奴隶制从未消失；相反，它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形式。一个人完全控制另一个人的基本事实仍然是一样的，但奴隶制在某些关键方面发生了变化。

从旧奴隶制到新奴隶制的爆炸性传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人口急剧增加。自 1945 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约 2 倍，从约 20 亿人增加到 60 多亿人。正是那些今天奴隶制最为普遍的国家，增幅最大。东南亚、南美洲、印度次大陆、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人口爆炸，满是儿童。其中一些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不足15岁。在那些已经很穷的国家，数量的剧增使当前的资源不堪重负。随着资源的减少，工作缺乏，恐惧增加，人们变得绝望，生命变得廉价。特别是在那些奴隶制持续存在或奴隶制是其历史文化一部分的地区，人口爆炸增加了潜在奴隶的供应，导致其价格下降。

▲ 在孟加拉，许多女性被迫卖淫，成为男性赚钱的“工具”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在人口爆炸的同时，这些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给精英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维持或增加了穷人的贫困。整个非洲和亚洲，过去 50 年一直被内战搞得伤痕累累，本国独裁者经常在其他超级大国支持下，对资源进行全面掠夺。为了维持权力，执政的这些盗贼，用抵押他们国家的形式筹集资金，并用巨额的资金购买武器。与此同时，用经济作物和快速的利润牺牲掉传统的生活和耕作方式。贫穷的家庭失去了应对危机的古老方式。传统社会虽然有时是压迫性的，但通过依赖责任和亲属关系，能帮助人们度过一些危机，例如，家中顶梁柱的死亡、严重的疾病或歉收。世界经济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破坏了这些传统家庭和支持他们的小型自给农业。他们被迫从传统农耕生活进入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失去共同土地，加上政府为追求廉价食品而打压农业收入的政策，数百万农民破产，远离土地，沦入奴隶制的深渊。

虽然现代化可以产生好的效果，改善卫生保健和教育，但土地集中在精英手中以及利用土地生产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这让穷人更加脆弱。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专注于经济增长—这不仅关乎精英群体共同的利己主义，更是全球金融机构的内在要求—因此他们很少关注大多数人的可持续生计。当发展中国家的富裕国家越来越富裕的时候，穷人的选择却越来越少。在快速社会变革的破坏之中，其中一个选项便是奴隶制。

冷战的结束，只会使事情更糟。威廉·格雷德（ William Greider ）解释得很好：

冷战后全球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公司和政府轻易地放弃了 40 年来在反共产主义中得到的价值观，即建立在自由选举之上的个人自由和政治合法性。对人权，包括希望自己发声的工人的集会自由的关注，已被商业机会抛在身后。跨国公司自信地开拓新市场，从越南到中国，在那里政府经常控制并滥用自己的公民。

实际上，其中一些国家奴役自己的公民，而其他国家则由于巨大的利润而对奴隶制视而不见。

旧奴隶制与新奴隶制

政府腐败，加上人口的大幅增加和持续的贫困，导致了新的奴隶制。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绝对过剩的潜在奴隶。这是供求规律的戏剧性例证：有许多可能的奴隶，他们的价值已经下降了。奴隶现在如此便宜，使得他们在许多新类型的工作中变得具有成本效益，这彻底改变了他们被看待和使用的方式。想想电脑，40 年前，只有少数几台电脑，购买它们得花费数十万美元，只有大公司和政府才能负担得起。今天有数百万台个人电脑，任何人都可以花 100 美元购买一台二手但可以使用的电脑。用上一两年后，当它坏掉，根本不用烦恼维修问题，直接扔掉就好。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新的奴隶制中。购买奴隶不再是一项主要的投资，就像购买汽车或房子（如在旧奴隶制中）；它更像是买便宜的自行车或电脑。奴隶主得到奴隶创造的所有成果后，就把他们扔掉。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用后即弃的新特性大大增加了奴隶的利润，减少了一个人通常被奴役的时间，使合法所有权的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当购买奴隶花费大量资金时，这项投资必须通过明确和合法的所有权来保护。过去的奴隶值得偷盗，如果逃跑还值得追捕。今天奴隶的成本太低，不值得自寻烦恼去寻求永久的“合法”所有权。奴隶是可以用后即弃的。

▲ 非洲的淘金奴，其中不乏儿童的身影

今天世界各地，一个奴隶被奴役的时间差别很大。旧奴隶制仍然存在，奴役永远持续下去。出生在奴隶制中的毛里塔尼亚女子可能余生都是如此，她的孩子，如果有的话，也将是奴隶，祖祖辈辈都是如此。但今天大多数奴隶是暂时的，有些只被奴役几个月。当他们不立即有用时，拥有他们根本就是无利可图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大力维护，也没有什么理由来确保他们在奴役中幸存下来。虽然在安第斯南部的奴隶经常受到可怕的对待，但奴隶主仍然有很大的动力让他们活很多年。奴隶就像有价值的牲畜：种植业主需要回收他的投资，也有压力去养育他们并生产更多的奴隶，因为自己养大奴隶通常比购买成年人更便宜。今天没有奴隶主愿意花钱支持无用的婴儿，所以女性奴隶，特别是被迫卖淫的奴隶，经常会遭受暴力和非自愿的堕胎。没有理由保护奴隶免受疾病或伤害，医疗需要花钱，让他们死亡更便宜。

新旧奴隶制的主要区别如下：

旧奴隶制 新奴隶制

法定所有权 避免法律所有权

高购买成本 购买成本非常低

利润低 利润高

潜在奴隶不足 潜在奴隶充足

长期关系 短期关系

奴隶维持 奴隶用后即弃

种族差异很重要 种族差异不重要

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便可弄清这些差异。1860 年之前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可能是研究和理解旧奴隶制的最好形式。当时奴隶价格昂贵，并且需求量大，因为欧洲移民有能力找到其他的工作，或者在不断扩张的西部建立自己的农场。对奴隶的需求量反映在价格上。1850 年，一个普通的田间工人可以卖到 1000—1800 美元，是当时一个美国普通工人平均年收入的 3 到 6 倍，相当于今天的 4 万到 8 万美元。尽管价格高昂，但奴隶年平均的生产利润只有 5%。如果棉花行情上涨，种植园主有可能从奴隶身上获得不错的回报，一旦棉花价格下跌，他便不得不卖掉奴隶，以维持自己的生意。所有权通过卖契和物主权利得以明示，奴隶甚至可以用作贷款的抵押或支付债务。虽然他们经常遭受虐待以便于控制，但他们仍会被视作不小的投资。一个决定性的明显差异是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极端的种族分化，它是如此强烈，以致一个非常微小的基因差异—通常为 1/8 的黑人血统—仍然意味着一生的奴役。

作为对比，我们考虑下印度处于债务中的农奴。今天，那里的土地远比劳动贵。印度的人口暴涨，目前的总人口是美国人口的 3 倍，领土却只有美国的 1/3 。大量潜在的劳工意味着自由工人必须经常与奴隶竞争，这会对农业工资形成压力，将自由工人逼向奴役。当他们没钱了，作物歉收，或者家中成员生病需要治疗，他们几乎别无选择。为应对危机，他们不得不从当地地主那里借钱，由于没有别的财产，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做抵押。一个人负担的债务，也就是一个劳工的价格，可能会是 500—1000 卢比（ 12—23 美元）。债务约定完全是无限的，奴隶必须一直为奴隶主工作，直到后者说债务已经还清。在奴隶主欺骗性的言辞下，债务会不断增长，延续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他们甚至会夺取并卖掉抵债劳工的孩子来抵债。这是奴隶制一个功能性的现实，但它与旧奴隶制的差异反映了上文表中列出的七点中的五点。

第一，没有人试图主张对抵债劳工的合法所有权。奴隶在暴力的威胁下被控制，身体经常被锁起来，但没有人声称他或她事实上是财产。

第二，抵债劳工要负责自己维持生活，以降低奴隶主的成本。他们用仅有的几种方式东拼西凑起日常所需：从为奴隶主生产的粮食中节省下来，利用“空闲”时间费尽全力生产食物，或从奴隶主那里得到些食物或金钱。奴隶主为了节省，并不会经常提供生活费用，当抵债劳工不能工作或不再有用时，他们便会切断食物和所有供应。

第三，如果一个抵债劳工因为疾病或受伤而不能工作，或工作不再需要他时，他或她就会被奴隶持有者废弃或处理掉，他对奴隶的生活不负一点责任。奴隶持有者通常持有一份完全欺骗性的法律文件，让抵债劳工在压力下“签署”。这份文件违背了印度现在的几项法律，仅仅依赖几乎从不存在或近十年来不存在的法律，为自己持有抵债劳工的行为辩护，同时宽宥抛弃生病或受伤奴隶的行径。因为它只明确了抵债劳工一方的责任，对于奴隶持有者一方则不置一词。

第四，种族差异并不如旧奴隶制那样严格。如前所述，抵债劳工可能处于比奴隶持有者低的种姓，但这并非惯例，核心的差别在于财富和权力，而非种姓。

第五，新旧奴隶制的重要差异在于抵债劳工生产的利润。在印度，农业抵债劳工不像美国南方的奴隶那样只产生不到 5% 的利润，而是每年为奴隶持有者创造超过 50% 的利润。如此高的收益，部分原因是奴隶成本（即预支的小额贷款）低廉，虽是如此，但它也反映了旧式小规模农业的低回报：事实上，现代奴隶制的几乎所有其他形式的利润都要更高。

印度的农业债奴仍然保有旧奴隶制的特征，比如长期持有奴隶。新奴隶制更好的例子是女性被诱骗进“契约”奴隶制，然后被放到泰国从事卖淫。泰国的人口爆炸提供了过剩的潜在奴隶，而快速的经济变革导致新的贫困和绝望。一开始，经常是饭店或工厂工作的许诺将这些女孩从农村骗出来。在这里，没有所谓的种族差异—她们都是被妓院的泰国老板奴役的泰国女孩，他们之间如果有差异的话，也是一方来自城市，一方来自农村。这些女孩可能是被父母卖给了掮客，或是被中介欺骗；一旦她们远离家乡，就会遭受虐待、奴役，然后被卖给妓院老板。妓院老板将这些女孩视为债奴，并告诉她们必须通过卖淫偿还购买的费用和利息。他们经常利用契约的法律诡计，列出一些毫不相关的工作，如工厂工作，但那通常也不是必需的。债务和利息的计算毫无疑问由妓院老板说了算，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操纵。通过这样的诡计，他们想控制女孩多久就多久，并且不需要明示任何法律所有权。妓院老板不得不为女孩提供食物，好让她们更好看，但是如果她生病、受伤或是太老，便会被丢弃。在今天的泰国，常常是如果女孩检查出 HIV 阳性，就会被丢弃。

契约债奴的形式一本万利，一个 12—15 岁的女孩可以用 800—2000 美元买来，妓院经营和女孩伙食的费用相当低，年利润却经常高达 800%。这样的回报在一个女孩身上可以持续 3—6 年。这之后，尤其是她如果生病或 HIV 阳性，就会被像垃圾一样扔掉。

*本文摘自《用后即弃的人：全球经济中的新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