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让95后影视民工问了金马奖老炮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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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95后影视民工问了金马奖老炮几个问题

从新闻记者到改行拍摄独立纪录片,再到获得金马奖,周浩不是如今中国最被大众熟知的纪录片导演,但却是最希望贴近大众生活的一个。

他“话少”,力量都在片子中。

采访的最后,我希望他能对年轻人说些什么,他挥手:“我们说的话你们也不见得会听,那就顺着你自己的心,跟着自己的世界去探究。”

——采访手记

左: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周浩 右:凤凰网文化中心(现 凤凰网文创频道)特约撰稿、凤凰网创纪录运动TOP50强选手孙欣彤

9月8日下午, 凤凰网文化中心(现 凤凰网文创频道)作为华时代全球电影节的首席文化平台,参与了华时代的线下展映活动。

活动结束后,凤凰网文创频道特约撰稿、凤凰网创纪录运动TOP50强选手孙欣彤对本次活动的嘉宾——金马奖纪录片导演周浩进行了特约专访。

一个是入行多年且拥有多部优秀作品的纪录片前辈,一个是刚刚起程作品青涩却怀抱热忱的行业新人,这是两代纪录片人的对话,他们碰撞出的火花或许对你我都有启发。

“我不了解的生活,不了解的人生状态, 我都会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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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欣彤:您平时在创作之余会看一些其他的作品吗?比如剧或者电影,有没有喜欢的导演?

周浩:会看,电影肯定会看,看各种各样的片子,热门电影我都会看,不看怎么进步。我对写实性的题材比较感兴趣,特别是我没有触及到的,我不了解的生活、人生状态我都会有兴趣。其实我看片子不是那么记导演,比如说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这种片子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我来说很接地气。我自己本身就是杂交出来的导演,所以我吸收的东西应该是比较广泛的。

孙欣彤:我看到您说在《大同》的制作期间,100天做菜都没有重样,您是真的喜欢做菜吗?之后会拍关于美食的片子吗?

周浩:我没有陈晓卿那种欲望,但我还是蛮喜欢做菜的,因为我觉得做菜是跟人打交道的方式,交流的方式。像昨天晚上我在家里面请朋友吃饭,就是很普通的,也谈不上特别精致,我也没专门去学过厨艺,但起码不比一般的饭馆差,就三两老友相聚,就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社交方式。

周浩导演作品《棉花》、《大同》

孙欣彤:您的创作风格有没有受到一些前辈的影响,还是跟个人经历有关?

周浩:我的作品比文字烙印更深,所谓的片如其人,你有什么样的人生经验、职业经验,最后在你的片子里面都会被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你的那些职业经验,你跟什么人的相处,最后都会在你的片子里被呈现出来。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受到纪录片前辈的影响,当然每个人也许对我们都有影响,但你要让我提出一个特别的好像真还没有。

孙欣彤:您说过拍纪录片就是研究人,其实最重要是跟人打交道。拍摄过程中您会和拍摄对象交朋友吗?

周浩:看怎么理解朋友了。任何人相处,比如今天我们两个人坐在这里有这个对话,肯定是我们俩建立在某种共同的认知之下才能去完成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每部片子都是跟采访对象合作的结果,没有别人的配合,你是不可能拍出一部影片的,这种沟通还是非常有必要。但基于这种沟通是不是朋友,这个界限就非常的混沌、不清晰了。我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冷静的,我觉得跟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够太近,也不能够太远,这种度是必须你去把握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度,对你做片子是有非常大的障碍。

孙欣彤:您拍了这么多片子,您觉得当摄像机真的架在那的时候,它对于被拍摄者的影响到底在哪?

周浩:非常大,就像我坐在这里,旁边两个机器在拍我一样的,我能够假装它不在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假装不在只是你自欺欺人的一种方式。就像你们做访谈一样的,比如现在坐在我对面是一个40岁的男人和一个20岁的姑娘,哪怕你问的都是同样的话,那我的答案也许都会不一样,这种感染是永远都存在的像物理学上都有这种干扰,当你对一个电子进行观察的时候,它甚至都会因为你的观察而改变它运行的轨迹,这是很自然的。

周浩导演在接受凤凰网文化中心(现 凤凰网文创频道)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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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东西未必是那些获奖的东西”

孙欣彤:因为现在种种监察和审查,有很多的创作者其实在他们作品给大众展示之前,就已经进行“自我阉割”了,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周浩: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是用他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表达。你做每一个片子,你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它自己的命在里面,八字在里面。这话其实是李安说的,他说每部电影都有他的八字。你既然用心去做了,如果你做的时候都已经畏手畏脚了,那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四不像的东西。其实跟随着你自己的内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方面你好像觉得管制很严,但是管制严难道是你不出作品的唯一原因吗?我经常会打个比方,比如说像伊朗,大家都觉得伊朗的出品非常棒,但伊朗审查制度也许是全世界最严的,可并不妨碍伊朗出很好的电影作品。所以你把出不了好作品归咎于审查制度,那我觉得是在为你自己找理由。

孙欣彤:从2012年《舌尖》火了之后,大家都在说纪录片市场变得好了,发展空间大了。但是其实对于创作者而言,很多大资本热钱的涌进,可能对作品本身是有伤害的,您觉得纪录片市场真的变好了吗?

周浩:我觉得纪录片这个行业,特别这几年短视频的风生水起,好像变成一种显学的事情,就对这个行业的发展肯定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至少基数在增加,就是人口的基数在增加,拍纪录片人基数增加。数量有一定保证的时候,从概率上来说,可能性就会越多。如果有一个总体的评分,那这个评分肯定是比5年前,比10年前要高。作品进入院线是因为那是人们的一种普遍的价值判断标准,所以有时候你不得不去随大流,因为别人评估你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来评估。比如打个比方,其实我电影节获奖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只有金马才会大家知道?因为华人对金马是了解的。像所有人都认为奥斯卡很重要,但我们压根就不会认为奥斯卡纪录片是全球最棒的纪录片会是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有时候你不得不去顺从大众的很多思维方式,我觉得好的东西未必是那些获奖的东西。

孙欣彤:您接下来的拍摄计划可以透露吗?

周浩:我有三四个题目都在做。也有社会议题,也有一些非常平和的话题。比如说我明天就会去云南拍一个非常一般的题目,就是我们听起来是一个70岁的农民一年种地的故事。当时是一个特别的机缘,已经拍了大半年了。这个片子其实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挑战。好像比如我以前的题材都是一些社会议题的东西。那一个很平和的东西,我也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出来,让观众不会离场,也会饶有兴趣把它看完,我觉得这对自己也是一种挑战。

每个人观察世界的角度不同,想做的事各不一样却总有意义。只要我们顺遂内心,坚持理想,去奔跑去追风——用探索不断试错,终会手握矩火,成为那个我们最喜欢的自己。

*周浩,21世纪影像工作室导演。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报》任摄影记者。

2002年,完成独立纪录片处女作《厚街》。2003年5月,获“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黑陶奖(最佳新人奖);同年,该片入选瑞士Fribourg国际电影节。2004年,《厚街》入选“2004上海国际双年展”,2006年,《厚街》入选“广州国际三年展”,此片被喻为罕见的真实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力作。2006年,其第二部作品纪录片《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2013年,纪录片《棉花》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2015年,纪录片《大同》获第52届台湾金马中最佳纪录片。

*孙欣彤,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纪录片专业硕士一年级在读。在纪录片道路上不断探索,完成纪录片作品5部。

纪录片《我爸》入围凤凰创纪录TOP50,参展201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入围2015年金熊猫奖,被香港中文大学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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