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同天”和“武汉加油”各有用场、各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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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月同天”和“武汉加油”各有用场、各领风骚

2020年02月12日 15:43:22
来源:文化风向标

▲日本舞鹤市雅俗共用,加了句“大连加油”

新冠肺疫爆发后,一衣带水的日本国民,对中国人正遭遇到的困难表现出极大的善意。使一些国人更为感动的是,他们不仅仅是简单地捐助物资,而且在捐赠物包装上用文雅的汉文诗句表达对中国人的温情慰问。

第一次被刷屏的是一批物资包装上印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已被媒体广泛报道。这是日本长屋亲王派僧侣渡海来中国求法,印在在赠送大唐的千件袈裟上的文字。另一批援助疫区的物品包装上印有《诗经》的名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昨天,日本舞鹤市赠送大连的防疫物资包装箱上,印有两句唐诗:“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分两乡”,其意境与“风月同天”相似。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七绝《送柴侍御》,前两句是:“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当时王昌龄贬在湘西(今黔阳)龙标县做县尉。侍御,是对殿中侍御史或监察御史的雅称。武冈今属邵阳市,唐代的武冈县面积很大,还包括现在的洞口县和城步县全部,巫水流经城步、绥宁县,穿过高高的雪峰山,注入沅江,黔阳城就在沅水之畔。从长安去武冈,必定经洞庭,溯沅江,在龙标县再顺着巫水往西走。王昌龄在诗中安慰朋友,也是自我安慰,沅水有支流通向武冈,我们分别了有什么可伤心的呢?我们共享雪峰山的云霞和风雨,同一轮明月,何曾分为了两地?

有段子手说,什么叫有文化,这就是。没文化的只能说“武汉加油”“武汉挺住”。

这当然是戏谑之言,我认为“风月同天”的雅言和“武汉加油”的俗语各有用场,不能简单地在一起比较高低。但也必须承认,在今天的中国,对雅驯的汉字之使用,确实远不如古代,甚至比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亦有逊色。

汉字不仅仅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日本人和曾经的朝鲜人、越南人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但根源在中国。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华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文化自信之重要由来。在东亚其他用汉字和华夏礼仪的民族中,大和民族学得最好,用得最久,也对附着于汉字上的衣冠礼仪保存得最为完整。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古代长期有两个语文交际圈并存,一个为文言,一个为白话,或者可以简单地称为书面文和口头语之别。文言用于大多数书面交流,是一种独立于各地口语的标准化交际符号,读书才能掌握。不读书的文盲或者只认几个字的普通百姓,只能用口语交际。会书面语的读书人一定也会口语,他们和仆人、妻子等身边的人日常交际,多用口语。只有进入到一个同类的、高层的即士人的交际圈,才用文言,这些人,享有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

汉字这种表意文字,不但读起来有音韵之美,看起来也有建筑之美。其发音之平仄押韵,其排列可虚实相应,比起拼音文字,是一种更适合用来写诗的语言文字。中国古代的文言或曰书面文之交流沟通,带有浓厚的诗教色彩,其源头便是《诗经》。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其生活的周朝,一点也不夸张。上流社会的贵族或士人之间交际应对,《诗经》是共同的、最常用的工具。君臣一起宴会,一国使臣去他国,战争胜利后告庙,乃至大夫、士阶层的朋友聚会,要选取《诗》中恰当的篇章演奏或吟唱(有“歌诗”、“诵诗”和“赋诗”三种形式),否则就是粗鲁、没文化,不懂礼。而不会以《诗》应对的,会被人瞧不起。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公元前546年,齐国掌握实权的大臣庆封访问鲁国,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是周朝礼仪文化完整的继承者(所谓“周礼尽在鲁”),鲁国的大夫叔孙豹设宴招待庆封,庆封在席间表现得很失礼,叔孙豹便赋《相鼠》来讽刺,庆封仍然懵懂不知。《相鼠》云:“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讽刺不懂礼仪的人就像老鼠一样,空有一张皮,还不如死掉算啦。我估计叔孙豹心里郁闷极了,骂人的话对方听不懂,有什么意思?

源于《诗经》的这种传统,到后来被中国的士人发扬光大,其主要的催化剂有二。一是科举考试,唐代考试重诗赋,宋代分经义、诗赋、策论,明清两代分八股、试帖诗、策论科目。会作诗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敲门砖,而八股文是赋的流变,可以说是不押韵的诗,讲究起承转合,每股的句子两两对仗。二是士人社会人际交往的必须。文人们交际,多是诗酒征逐,诗歌是最重要的媒介。流传到今天的古诗,很大一部分是文人们相互酬答之作。如小学生就能背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别董大》《问刘十九》,包括王昌龄的《送柴侍御》。请人喝酒,去歌楼,酒酣兴高之余,主人要赋诗,宾客则唱和。诗歌渗透到酒桌中各个环节,譬如行酒令。《红楼梦》中不读书的富二代薛蟠,亦在酒宴上憋出一句“女儿愁,绣楼里钻出个大马猴”。总不能像现在一样,请朋友吃饭喝酒后,朋友回一句“老铁,破费了,下次我回请”就了事了。

古代日本在文化上以华为师,这种雅、俗之分也存在贵族、武士和平民之间。贵族和武士阶层识汉字,读中国典籍,交往能用汉字写成的文言,显得有文化。而妇女和一般老百姓,不识汉字或汉字认得不多,就用由汉字草书偏旁演化而来的平假名记音,掌握平假名那些字母,即可我写即我说。

中国古代的诗,赋比兴是其主要表现手法,讲究用典,讲究营造意境。用典是以古代人与事喻今日之人与事,比兴则多是取譬设喻,以形象来说抽象。浸润于这种文化传统的民族,说话喜欢含蓄,借彼物而言此情,听者多心领神会。所以中国人和日本人说话多曲曲折折,含含糊糊,不会把话说得太明白。如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种物像,来表达日本与中国虽不是一国,却共担祸福。这是诗歌的语言,说起来,听起来很美很雅。如果用说明性文字阐述,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至少在清末民初,日本精英用汉字抒情达意,不如中国的精英。毕竟中国是文化母国,而日本也没有科举那样的“指挥棒”。所以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白居易,因为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而杜甫、李商隐的诗用典颇多,一般人难以理解,故流传不广。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书面语一直是汉字与假名混用,也可以说雅俗共存,只是用汉字和假名比例多寡之别。雅言的传统一直在日本人日常交际中还活着,传统文化在现实中就能生存下来。

中国经过1905年的废科举和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从开始在文书中替代文言,进而步步挤压文言的空间。其实,陈独秀、胡适诸公倡导的白话文,并不是纯粹地用文字记载口语,而是一种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标准化书面语。纯粹记载吴语和粤语的文字,其他地区的人读来,也像一种外语。

早期提倡白话文和运用白话文的大家,几乎都是在文言的传统中接受教育的,他们本来就是文言文高手,譬如陈独秀、鲁迅和毛,其写白话文,驾轻就熟,而以丰厚的古文功底做基础。胡适对毛的白话文写作水平评价很高,“毛选”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即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不是有些像八股文中的“破题”呀?毛的古文功底很好,他年轻时给长辈或尊者写信,也是很典雅的古文。

国共是兄弟党,两党的主要人物都受白话文影响较深。只是国民党从同盟会开始,党内骨干许多出身官宦家庭,书香门第,用文言是一种阶层偏好。孙中山是在香港接受的西式教育,其中国古文功底在同辈大佬中,不算突出。但是要在中国做大事,他必须迎合这种品味,其委托汪精卫草拟的遗嘱,亦是这样的表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这种趣味深深地影响了国民党的文宣风格,其建政后的布告、法律、往来文书、要人在表彰上的文章,都保留着浓厚的文言依存,包括古文诗赋功底不如毛的蒋介石先生。而早期同盟会成员陈天华写《猛回头》和民国元老吴稚晖那种明白如话的白话文法,在国民党高层被边缘化。

语言的功能是用来传播信息的,其传播效能应该是要首要考量的,否则再文雅的言说,如果对方听不懂就是对牛弹琴,收不到效果。国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分道扬镳后,两党的文宣路子也就差别越来越大。CPC把大多数工农群众作为倾听者,要动员这些普罗大众,怎么能用文人的语言呢?怎么明白,怎么形象,怎么能打动人心就怎么来。对乡亲们来说,“打土豪,分田地”远比“均贫富、等贵贱”入脑入心。对多数庄稼汉出身的战士,用“天下大同”的目标鼓励他有什么用?不如唱“待到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

国民党的文宣走上了一条胶柱鼓瑟、食古不化的路子。华人老作家王鼎钧在抗战胜利后,当过几年国军的宪兵,他在“人生四部曲”之《关山多路》中记录了宪兵学校校歌(也相当于宪兵之歌):

整军饬纪,宪兵所司,民众之保,军伍之师。

以匡以导,必身先之,修己以教,教不虚施。

充尔德性,肃而威仪,大仁大勇,独立不移。

...........

初中毕业的王鼎钧在当时宪兵士卒中,就算很有文化的啦,一般的兵,哪能懂这样的歌词。鼎公评价道:“文言深奥,一般国民很难接受;整齐的四言诗,没有长短错落,节奏呆板”,“你得读过许多文言文,才看得懂,即使读过许多文言文,也听不懂。”王鼎钧回忆:

“每天晚点名后,全连士兵一同朗诵军人读训,制作文本的人简直拿大兵开心!例如:

第三条:敬爱袍泽,保护人民,不容有倨傲粗暴之行为。

第十条:诚心修身,笃守信义,不容有卑劣诈伪之行为。”

............

就在我们嗡嗡作声、不知所云的时候,黄河北岸中共士兵朗朗上口的是:

人民的军队爱人民!

一听就会,触类旁通。

这样接地气的文宣方式,也就影响了新政权建立后七十年来整个民族的言说方式:就低不就高,就俗不就雅。

人是在一种语言环境中长大的,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功效就是实用性。如果某种言说方式没有用或用处不大,谁还去愿意花大工夫去学它?即使凭兴趣学得好,也是骈拇枝指。建国后,中国从政府的公告、领导的指示、专家发在报刊上的文章,到学校的语文教育、老百姓的通信,等等,都深受战争时代形成的革命化白话文影响。一代代人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学习、使用此种言说方式。那么学文言有什么用?除了专业人士之外,普通人可能就是在写信为文中多用几个成语、引用几句古诗显得有文化罢了。使用文言的土壤不存在了,如官署公文、政府法令皆用白话,民间的寿序、祭文,文人交际的唱和传统消失了,学生们学古文和诗词多半是为了应付考试,即使能写古诗和古文的,主要用来自娱自乐和小范围的相互欣赏。而在公共平台上说话,或在工作中行文,不要说用文言影响传播,即使白话文过于雅驯,也未必是好事。譬如给上司写报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四五六七列举,引用领导人的讲话强调重要性,这几乎是有标准模板的。你若仿照骈体文的样子,用了太多的古典,那等于显摆自己,讽刺上司读书不多呀。

以这次抗疫为例,江苏省派医疗队去湖北,假若出征前打一个横幅来鼓劲,也便于媒体报道。“加油”“挺住”是很方便的选择,从众,不会受非议。如果再文雅一点,顶多到“大爱无疆”“同舟共济”之类的语言,如果真引用两句古诗“东流贯吴楚,同饮一江水”,也许有人会夸赞有文化,但更有可能引起另外的争议,大家都去援助湖北,独独你这个省这种标语与众不同,想出风头吗?

如果我是一个有上千万粉丝的影视明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抗疫的支持和疫区人民的关爱,也会选择“武汉加油”“湖北挺住”这样的口号,响亮,明白,更贴近粉丝。如果来一句“风月同天”或“青山一道同云雨”,弄不好会被人误读而嘲笑只关心“风月”“云雨”之事,大概率会掉许多的粉。

人选择某种言说方式,是出于传播效果的考虑。对谁说,说什么,怎样说,这三个问题中,“对谁说”其实是最重要的。

好吧,他说他的“风月同天”,咱说咱的“武汉加油”。

白话文也可以写得雅,我觉得唯一应该注意的是,白话不等于粗鄙。

作者:十年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