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疫情肆虐时，这种环形壶的圣水曾福佑大众

原标题为《环形壶：从地中海到大兴城 ——西安隋墓出土环形壶(askos)艺术研究》，经作者葛承雍先生授权转载。

编者按：这是国家级权威期刊《文物》2020年第1期推出的重要文章，首次揭示了2007 年西安隋墓出土的釉陶环形壶，是地中海风吹拂中国的一件文物证据。该文仔细考察这件环形壶的造型和艺术风格后，指出这种环形壶来源于地中海周边地区流行的askos，分析了askos 的产生源流、用途和作用。公元前后，环形壶由于受基督教慈善治病救人的医学需要，装上神圣清泉的治愈之水，淋撒在患者身上，很受人们的崇拜和喜爱，称为“朝圣者壶”（pilgrm flask）。6世纪时拜占庭爆发的鼠疫病毒肆虐，环形壶成为不同族群接受神灵保护的用品，随着朝圣者定向需要而长盛不衰。该文对环形壶风靡欧亚大陆作了脉络梳理，对环形壶造型艺术融入华夏文化历程作了探索，颇有启迪意义，再次证明丝绸之路上中西文明的交流传播有着实实在在的链条。

隋朝政权短暂，但对外交流频繁，“混一夏戎”“无隔夷夏”，不仅频繁派使臣四处出访，而且积极开市交易，并开疆拓土与突厥争夺西域控制权，重新打通了中西廊道。《隋书》卷八三《西域传》记载炀帝时遣使于西蕃诸国，将玛瑙杯、狮子皮等奇异珍宝带回中国，记入史册入华贸易的有30余国。随着丝绸之路新的开通，来自地中海的物品也传至中国，在物质交流的高潮中文化的影响也被渗入华夏大地，除了考古出土驼囊上“醉拂菻”外[1]，地不藏宝，又一件证据在隋大兴城遗址被发掘面世，这就是来自地中海地区流行的环形壶（askos）造型艺术[2]。

一、考古出土的环形壶

2007年1月在西安东郊昆仑社区十六街坊建设工地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全民等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座隋代夫妻合葬墓[3]。 此墓出土有五色彩珠串联、润泽精美的青白玉璧组佩，成套的白瓷杯、白瓷高足杯、白瓷盂等冰裂纹白瓷用具，还有北朝隋唐典型的多足辟雍砚等文人用品。 从埋葬规格和陪葬物品来看，男子佩戴组玉佩、佩剑，女子戴礼冠，应是一个隋朝达官勋臣或显赫贵族的墓葬。

图一 西安隋墓出土釉陶环形壶正面

这座隋墓最令人瞩目的是出土了一件釉陶环形壶（图一~图五）。 环形壶的壶体由圆形构成，上端直颈粗壮，左侧流嘴已残缺，右侧有龙柄，龙头直抵顶部伸入口沿衔咬作汲水状，这种手执壶柄是典型萨珊波斯工艺做法，北朝至唐代流行于中原。 壶身边沿外围绕一圈联珠纹，壶心口沿内圈也环绕联珠纹，也是借鉴粟特银器装饰手法。

图二 西安隋墓出土釉陶环形壶背面

整个壶施青釉，釉面温润，但因壶身釉色有脱落现象，仔细辨认可以看出，壶身正面共有八个类似化生童子乐伎的浮雕艺术形象，由右向左旋转依次是上身着短服扬手抬臂的舞蹈者，手持筚篥盘坐的演奏者、手持横笛的乐伎、弹奏直颈琵琶的乐伎、在荷花上翩翩起舞的舞蹈者、演奏横笛的乐手、怀抱琵琶的演奏者和拍动圆羯鼓的鼓手。 除了两个舞蹈者，其余均坐在莲荷花瓣式的圆毯上。 在敦煌第398窟隋代壁画中也有化生童子在莲花上奏乐舞蹈的形象，带给人的是欢娱和喜乐。 这是典型的西域风格的乐舞图，纹饰母本当来自中亚或者西亚的文化传播。 值得关注的是，环形壶间隔留白处装饰有十串下垂欲坠的葡萄，配合八个乐舞者，似乎是葡萄节收获期间正盘坐在圆毯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欢庆表演正如唐诗曰“琵琶长笛曲相合，羌儿胡雏齐唱歌； 浑炙犛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4]，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安阳北朝石椁葡萄架下聚会酒宴的刻画相似[5]，如果确实是葡萄节场面，更是与中亚粟特的艺术风格有关联。 但是这种造型艺术的环形壶，由制作工匠增添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首先在环形壶手柄上塑造了一条中国式跃龙，龙从环形壶腹部侧面飞跃而上，龙身弯曲，似蓄力待发，将“飞龙在天”的灵动体现的淋漓尽致，极富艺术表现力。 其次环形壶的壶口外呈弧长方形，内呈椭圆形，不是猛禽式喙嘴，这也是中国式酒壶的装饰造型（图六、七）。 三是环形壶腹部用U形十字分隔开八个乐舞造型者，究竟是象征一条蔓延的葡萄藤，还是像一条飞舞飘带穿行于人群之间，还需斟酌。

不过从残损的环形壶嘴来看，属于实体，不可能流出酒水液体，或是仿制的装饰而已，我们推断就是常见的鸡首流，始见于三国时期的鸡首壶直到唐末均非常流行[6]。

人们一般认为圆形扁壶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魏晋北朝以来仿皮囊式陶扁壶不断被发现，许多扁壶上有胡人载歌载舞图案，或是胡人驯兽驯狮图案，应当是受到西亚的文化影响[7]，从而使我们知道中古时期凝集的外来艺术由“钦羡接纳”转入“临摹仿制”的发展过程，往往精华之处既保留西方经典美学元素，又见华夏审美趣味的契合。

可是仔细观察，圆形扁壶与环形壶的设计理念并不相同，虽然都是圆形，前者为一个扁平容器造型，精彩之处在于扁壶平面的图案装饰上。后者则是优美在空心为主的造型上，环形壶上面很少雕塑人物或动物艺术。那么环形壶的设计来源于什么地方呢，需要我们进一步追溯源流。

二、环形壶在地中海的源流脉络

据德国学者研究，早在公元前14世纪即青铜时代就在塞浦路斯出现了环形壶，早期环形壶称作ring-shapedaskos，公元前7世纪希腊开始普遍使用这种造型的环形壶，后来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大国与小城邦地区（图八至图十二），但是公元前6世纪末逐渐减少，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掌控地中海时期不太使用这种形制，而是使用莱基托斯（lekythos）或叫做oil flask一种希腊长颈瓶[8]。

需要区别是，古希腊流行的环形壶的形制扁圆，在希腊半岛多横置，较多环形，而在塞浦路斯则流行竖置，环形较少。 环形壶属于其中一种特殊形制，两者属性相同，不同在于环形壶的壶体由扁圆体变成环形体。 后来古希腊横置环形壶逐渐消失，而塞浦路斯扁壶却流传下来。

西方学者们分析说环形壶最早用来装橄榄油，橄榄油不仅当作食用油和燃料，而且是献给神的祭品或贵族使用的膏油原材料，环形壶供奉神祗时给大油灯添油时使用，再小一点的环形壶可以装香精、香水，后来环形器型也发展到扁壶或扁圆壶，也可能装酒，名称定为askos，也有叫做ring aryballos。

公元前后，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拉开大幕后，特别是拜占庭时期环形壶这种扁壶衍生品在当时受到人们崇拜，但是其形制是罗马时期莱基托斯和希腊环形壶的结合体，环形体加上长颈，叫做“朝圣者壶”（pilgrim flask），后来这种“朝圣者壶”演变成基督教内涵下壶腹饰有宗教人物的圆形扁壶（图十三、十四）[9]。 另外，环形壶可能来自教会慈善治病救人的医学之需，要装上神圣清泉的治愈之水，或是来自高山极顶修道院的圣水，淋撒患者头部或是皮肤患处。 尤其是旱灾饥荒之时，“朝圣者壶”有神示甘霖之意。

图一四 雅典拜占庭博物馆藏7世纪早期圆形扁壶

这种造型的环形壶当时很受人们的崇拜和喜爱，3世纪后拜占庭时期保加利亚、土耳其等地都使用这种壶，“朝圣者壶”在当时成为流行风，开始这种壶较小，可以穿戴在朝圣者手腕上，行走到教堂朝拜时将环形壶取下来，给神祗进献清冽的净水，或是进奉香水和各种膏油原料。 以后这种环形壶加大了体型，可以放置在立案上，造型也变得丰富了，有了壶鹰嘴和壶柄把手等附属配件，但是中间圆环形和长颈始终未变[10]。 一般来说，空圆柱形容器是用来在宗教仪式上盛装圣水的，但是艺术家们也对造型细节的装饰很专注，有的密布圆形图纹，有的拉长瓶颈，有的塑有爬行动物，以便在视觉上给人冲击力，暗示神的可怖力量，圣水的喷洒或流出都会夺走邪灵的力量，使之归于寂静。 这类环形壶一开始出现就可能有意识注意到宗教上的艺术，叙利亚阿勒颇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公元前3500—前3300年的环形壶（图十五），就是出土于叙利亚哈布巴卡比拉（HabubaKabira）古城泰勒加纳斯（Tell Qannas）神殿遗址奠酒祭神的容器，水注口证明其饮酒仪式时的用处[11]。

拜占庭帝国时期，“朝圣之路”是为了精神信仰和心灵藉慰而双脚徒步到圣地终点，从而收获疗愈与解脱烦恼，所以在这种“朝圣者壶”上大量使用圣徒形象，中世纪以后欧洲似乎沿用了“朝圣者壶”的传统，形制既有拜占庭式样的，也有回归到古希腊真正的环形壶式样的。 因此，环形壶可能是地中海地区吸取了埃及、叙利亚等近东“东方主义”艺术风格后，又赋予了一种新含义信仰的象征，复活了其生命力[12]。 阿拉伯帝国扩张后，伊斯兰世界也采用了环形壶形制，伊朗恺加王朝（Qajar，又译卡扎尔王朝）的环形壶非常有名[13]，并很快传入中亚地区。 中亚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出现过这类陶制环形壶。 地中海是多元文明的发祥地，环形壶在这一地区流行长盛不衰，据分析有几种原因： 一是贸易需要。 罗马帝国时期，环地中海贸易更加发达。 尤其是1世纪图拉真时期之后，罗马广场作为贸易中心汇聚了世界各地的商品，当时商品种类多样，主要有奢侈品、宗教用品和医疗用品，包括西班牙的橄榄油，埃及的面包，北非的小麦，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的奢侈品等。 手工业产品的制造和输出非常频繁，当地人民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尤深，因而环形壶作为一种造型艺术独特商品也在市场上不断出现，被称为“陶瓶装运贸易之路”。 二是瘟疫传染。 6世纪时拜占庭帝国暴发的鼠疫四处肆虐，君士坦丁堡曾经四个月内死亡的人铺天盖地，查士丁尼一世也染上瘟疫，他恢复健康时发现地中海地区四分之一的人被夺去了生命，病毒甚至向波斯蔓延[14]。 因而这种环形壶作为当时祈求教堂庇佑使用的物品被广泛使用，成为不同族群均能接受神灵保护的用品。 三是香料珍贵。 当时整个拜占庭境内香料产量无法满足各个城市的需要，因而大量进口香料包括橄榄油等油料，香料贸易给商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特别是香料在罗马是祭神、丧葬仪式中的重要用品，宝贵而高价的香料供奉给教堂寺庙时需要格外珍惜，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香料甚至远至中国的香料都需要重新加工提炼，所以用环形壶装填香精、香水等香料显得十分珍惜。

环形壶在使用扩展和进化传播中，工匠们捕捉工艺韵律创造了各种艺术造型，或立体，或卧体，或竖体，或横体，不仅形似动物，还有圆球形，壶口也角度不同，并装饰有鹿头、牛头等异化艺术造型（图十六至图二十二）据研究有的壶上鹿与狄俄尼索斯（Dionysus）酒神世界有关，有的与格里芬（Griffin）有关，但都叫askos[15]。

水下考古学家屡次在地中海地区发现沉船中有数量较多的陶壶，例如塞浦路斯发现近400件公元前4世纪的陶壶，在哈利卡纳索斯（Halicarnassus）发现900件525年的陶壶，陶壶中盛装着葡萄酒、橄榄油等[16]。 在地中海地区希腊罗马时代建造的一系列密集的陶窑也反映了askos分布十分广泛，商品流通、人口流动特别是朝圣者的定向需要，都促进了环形壶的长盛不衰。 从贸易层面看，地中海商人频繁的陶壶运输是物品流通； 从文化层面说，环形壶艺术的理念也在地中海地区互相传播，进而远距离追踪到整个陶器发展史，无疑有悠久的继承过程，值得对催生的贸易轴线进一步探索脉络。

三、环形壶造型艺术的传播影响

地中海贸易不仅通过海上输送到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洋地区，而且沙漠与绿洲的丝绸之路也保障了陆上交通源源不断的运输货物。 无论是希腊时期还是罗马时期，地中海地区传统贸易就是需要大量的商品，过路商人所缴纳的费用更是罗马帝国的重要收入来源。 拜占庭帝国时期甚至对贸易沿线的商人给予很高的礼遇，不仅商人墓葬规模巨大，而且用竖立雕塑的方式表彰商人们对国家的贡献。 商人们在商业贸易中还交流着语言、思想、宗教、医学和制造技术等，这些都有利于地中海地区的商品进入西亚、中亚和东亚。 古希腊和罗马人在掌握了季风航海技术以后，东向贸易可直达印度，在古希腊人的记载中就有东至印度海岸的描述，因此古中亚的贵霜帝国才会有仿制希腊钱币的现象，而希腊的雕塑艺术与造像技术也是在亚历山大“希腊化”时传入印度，从而对早期佛教巴克特里亚艺术的产生提供了源流。 地中海商品通过沟通中西的重要海港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进入红海西岸的港口城市贝雷尼斯（Berenice），然后到达西亚地区和伊朗地区，而这些地区也都拥有发达的手工业，玻璃业、陶制业和冶炼业都有极强的重新加工模仿力，而且陶窑分布十分广泛，像环形壶这类陶制品比玻璃成本低，技术陶工又四处漂泊，很快就随着贸易流动而风靡一时。 地中海沿岸土耳其亚西阿达岛、克里特岛等都发现有7—8世纪装载葡萄酒、橄榄油的陶壶[17]，考古发现证明在欧亚之间长达千年的接触中传递交会。 环形壶可盛装植物油，在地中海公元前630—前500年的许多婴儿墓、儿童墓中都出土了环形壶，这可能是给小孩尸体涂油。 在另外一些地方墓葬出土的环形壶，则是作为献给女神的香水瓶[18]。 容器用途可能多种多样，但造型艺术始终未变。

从实用角度说，环形壶容量不大，无论是装油、装酒还是装香精、净水都不会过多，但由于是U形器，故在倾斜倒液体时，壶内液体不会一泄而出，而是缓缓流出，起到了节省的作用。 （图二十三） 当然，环形壶的艺术造型是不可忽视的，环形壶中心为圆心作为标识器物的视觉符号，容易搭配镂空边缘装饰，围绕壶面展开艺术布图，构成特定的象征意义，圆的概念深得使用者喜爱。 文明摇篮时期地中海人就认为圆圈涟漪之水是灵感源泉，因而圣水与朝圣行为历经千年不衰。 “朝圣者壶”似乎可以将很多扁壶都囊括在内，如西方学者将北朝至隋唐时期常见于中国的中亚系统的扁壶也称作pilgrim flask，西方各大博物馆对扁壶的名称多以pilgrim flask表示，这启发我们思考扁壶源流时不能局限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可能有着更广泛的来源。 环形扁壶作为其中一种独特的类型，从早期来说，是希腊半岛如迈锡尼和塞浦路斯甚至是小亚细亚融合的结果，即希腊半岛的环形形制和塞浦路斯的竖直扁圆壶体相结合。 晚期，则是埃及、叙利亚发展起来的朝圣者壶和环形壶体相结合。 其后伊斯兰时期，这种壶的形制也再无大的变化[19]。 元明时期传至中国的伊斯兰类型的环形扁壶，其壶口双耳也可以追溯到塞浦路斯陶制扁壶，其壶口和双耳变化不太显著。 西安隋墓出土的这件环形壶有胡风乐舞的造型装饰，推测是信教的善男信女去寺院进香献油时用，也或许是节庆时间盛装酒的，埋入墓葬中可能有墓主自己的喜好，但其造型艺术的理念无疑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与地中海地区流行的环形壶相仿。 1959年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白瓷龙柄双连体瓶、鸡首龙柄壶[20]，虽不是环形壶，但是这种模式是互相影响的，即使有所变化，但可能会有成批量的模件化生产，从而在艺术上互鉴互融。

河南新乡隋墓也出土了一件龙柄鸡首环形壶，但壶身无纹饰，有四个可以系绳的环纽，现收藏于河南博物院（图二十四）。 天津博物馆的藏品中也有一件环形壶。 直到宋代的陶壶中仍有这种造型的环形壶，明清时期流行的复古双耳扁壶也深受影响。 这都说明环形壶的艺术造型已经融入华夏社会，成为中华文化百花齐放的一部分。 十五六世纪明代中期以后，尤其是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生产的青花环形扁瓶就是仿中东伊斯兰金属器的样式，中国国内虽然难得见到这种形制，可是在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和伊朗国立博物馆的藏品中均可见到，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沉船中亦有明中期青花扁壶，可见中东地区仍然欢迎这种形制的环形壶 [21]。 虽然器物形制大同小异，说明烧制不一但风格相同。 从最早起源于地中海的环形壶，历经千年传播进入东亚腹地隋大兴城，从拜占庭的“朝圣者壶”又跨越千山万水成为中古隋代富贵家庭用具，都融入了很强的生活气息与艺术审美，能引起东西方人们共鸣而被采用，这件具有地中海文化痕迹的环形壶，虽是一件考古出土的零散文物，但其造型艺术的力量往往是传奇的，艺术阔大不羁又是无疆界的，人类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起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文化传播作用，地中海与中国之间的文明就是在互相交流中接触与发展。 附记：本文在收集国外资料的过程中朱晓丽、陈文彬和阎焰给予了很大帮助，谨致谢意。

注释：

[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长安隋张綝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1期；葛承雍《醉拂菻中国におけるギリシヤの酒神——西安隋墓出土陶骆驼にみる外来神话芸術》，见日本《美术研究》2019年第1期。 [2] askos在西方早期文献中并无专门词汇指代这种环形壶陶器，直到18—19世纪，西方学者借用古希腊词汇将才将环形壶命名为askos。askos在希腊语中的原意同样指容器，但容器为动物皮制，里面承装的不是水或者油等液体，而是粉末或其他固体。Robert Finlay，The Pilgrim Art：Cultures of Porcelainin World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angeles London，2010. [3]感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全民研究员带领笔者考察文物库房中发掘的隋墓实物，并重拍出土环形壶图片，提示线索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4]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全唐诗》卷一九九，第2055页，中华书局，1960年。 [5]童丕（Eric Trombert）《中国北方的粟特遗存——山西的葡萄种植业》，《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223页，中华书局，2005年。 [6]孙秀莲《浅谈鸡首壶的演变与越窑鸡首壶》，《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1期。刘慧中、 潘娅《鸡首壶造型意义解读》，《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许哲《魏晋南北朝及隋时期鸡首壶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7]冯恩学《胡风扁壶的时代风格》，《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8]Laura Ambrosini，Traditions and Innovations：The Ring Askos in Late Red-figured Faliscan. Pottery，Japp，S.e Kogler，P.（eds.），Traditions andInnovations. Track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ttery from the Late Classical to theEarly Imperial Periods，pp.79-86，Berlin，2016. [9] William Anderson，An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ilgrim Flasks，Anatolian Studies, Vol. 54 (2004), pp. 79-93. [10] Vassos Karageorghis，Ancient Art from Cyprus：The Cesnola Collection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2000. [11]NHK，The Exhibition of GreatCivilization of Syria，pp40，Loop-shaped libation jug，pp171，explanation，Japan Broadcast Publishing Co.,Ltd.1988. [12]The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Anatolian Civilizations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the Ottoman Empire，2014，pp.20. [13] British Institute at Ankara，TheMuseum of Anatolian civilizations，Ankara，Turkey，1997，pp.130. [14]（美）拉尔斯·布朗沃思著、吴斯雅译《拜占庭帝国——拯救西方文明的东罗马千年史》第119页，中信出版社，2016年。 [15] Archaicring Askcoi found in Klazomenal，2006.2，p45. [16]（英）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著，吕厚量译《坠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下），第525—529页，中信出版社，2018年。 [17]同上《坠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上），第242—244页，中信出版社，2018年。又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蒋明炜等译《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第1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8] J. L. Benson，APilgrim Flask of Cosmopolitan Style in the Cesnola Collection，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Vol. 18 (1983) [19]ByzantinePilgrimage Art，Dumbarton Oaks，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 Washington，D.C.，1982. [20]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中国史》第6辑《隋唐时代》，第36页，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 [21]故宫博物院等《明清贸易瓷》第26—2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

作者葛承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凤凰网文化创意频道顾问团成员。中华文化遗产研究院退休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敦煌研究院等院校兼职教授。1993年起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8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研究领域：汉唐文明、丝绸之路、宗教文物、艺术考古、古代建筑等。

来源：丝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