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月10日去日本，找口罩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河津早樱已经早早地开放了，绽放的花朵像粉色的云，成为阴霾中的一抹亮色 沈寅 图

一

我坐在酒店房间里，琢磨着之前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她话里的意思，有些迷惑。

这次在东京入住的酒店是在一个小山坡上，我拖着个大行李箱戴着个N95的口罩一路上坡走了十五分钟，抵达酒店时气喘吁吁，酒店空调又足，我穿得也多，一边办理入住一边汗如雨下。

一位中国籍的工作人员带着我去房间，介绍完各种设施后，欲走未走，欲言又止最后吐出句：“您如果有什么不舒服，可以和前台联系。”我说我没有不舒服，就是拖箱子上坡有些喘，工作人员又补充了一句，日本不允许酒店给客人提供药物，如果不舒服，请联系前台。

新冠疫情的氛围四溢，紧张也是难免的，不过日本素来注重私人领域，又是服务业，必须把握分寸，他就算紧张，也无可能当面直说。就像先前帮我办理入住的工作人员是日本籍，满脸微笑保持着一种职业模式，从语气和表情中读不出丝毫情绪。那这位中国籍的工作人员，话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是有些惨白，也可能就是我心虚吧，非要把对方的善意询问和疫情扯在一起。事实上，从我出发来日本，一路都很顺利。出发是2月10日，日本对于入境的限制，只是入境前14日内湖北省逗留的，和湖北签发护照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对此次出行非常乐观，乐观的基础是建立在当时日本确诊人数除去公主号邮轮后并不多，且都有清晰的传染路径，东京又无确诊，相反国内每天新增确诊数迅速上升，看着那些患病描述，例如在菜场不戴口罩15秒就感染，就让人心慌。

我看朋友圈里早我前去日本旅行的朋友，似乎都买到了口罩，而相比上海须登记预约，几天后每户才能买到5只一次性口罩，我又往此行的任务里加上了采购口罩，也不用多，自用即可。

清晨6点多，我抵达虹桥机场，旅客寥寥无几。区别于平日的是，办理登机需要填一张申明表格，填一些个人信息，包括联系方式和身体状况，在出关前交给检疫员。还有个区别，是以往机场里许多租赁Wi-Fi和电话卡的柜台是24小时营业的，如今则缩短了工作时间，并采用自助归还。

一路出关，安检，没花什么时间。我甚至觉得整个机场就没什么人，以往东航贵宾休息室吃东航面的人特别多，如今也冷冷清清，餐食多换成塑料包装的糕点。东航面倒依然提供，只是餐盘取消了，筷子换成一次性，还附一次性手套。

飞机几乎一半座位都空着，乘客坐在后几排，多以座位隔开，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有的甚至带着护目镜和一次性手套，神情肃然，没人交谈闲聊。以往早机上那种因出发旅游前兴奋而形成喧闹氛围，如今荡然无存，空气里充满了紧张，神经像绷紧的弦。偶尔传来一声隔着口罩闷哑的咳嗽，立刻能感受到数道目光立刻扫了过去。

疫情氛围下的飞机餐，是简单的冷餐，有些客人干脆就不吃，飞行全程都也没摘口罩，尽管飞机广播中特意提醒，飞机的通风系统每3分钟就会把空气换新，传染风险很低。

乘务员分发的入境单和海关申报表外，还有一张日本检疫处的说明，上面列了一些入境后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发烧，咳嗽的症状入境后须向酒店报备并每天测量体温，也没有特别严格的自行隔离规定，毕竟对于赴日游客来说，也不太可能先在酒店隔离两周吧。

入境过程相当顺利，区别以往，就是在入境前会有一个分流，有个工作人员用不娴熟的中文询问是否来自武汉，不是的话就发给一张蓝色纸，直接去入境。我猜想，如果是湖北签发的护照，可能就会分往另一队，有专门的检疫员对接，看是否拒绝入境或安排之后入境的隔离等等。其实，我至今未搞明白日本拒绝入境者究竟是武汉还是湖北，因为在不同环节中提示的地点都不一样，有时是武汉，有时是整个湖北。

入境时，官员在敲章时会再给一张纸，上面列着两个问题：是否十四天内湖北逗留，是否湖北签发。我因为都不是，官员也没再问更多的话，很顺利我就入境了，取行李，过海关，出来之后松了口气，打开手机刷刷朋友圈，发现就在我手机飞行模式的数小时里，日本又宣布扩大拒绝入境的范围，增加了浙江签发护照和逗留。

二

若是在平日，走在日本大街小巷，听到周围传来的中国话，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感受，在日本的中国游客本身就多，据日本官方统计，中国游客占到赴日游客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如今形势不同，新冠肺炎疫情下，赴日的中国游客应该少了许多，就像我乘坐的那班飞机，同行的乘客也就不到30人，若换成平日，A330的机型能坐三百人左右。

但当我在东京游走，去到每个地方，无论是热门的旅游景点，还是冷僻的小巷或商店，都能听到周围中国话的交谈声。这显然和我预判不同，在日本的中国人真多呀！

最先，我去东京国立博物馆看《诞辰550年纪念，文徵明和他的时代》展览。去了才发现，展览的规模和体量都非常小，远不及之前的颜真卿大展，展览空间就在东洋馆的四层，那幢展示中国文物的楼里，把原来展示字画的小小的空间腾出一半来陈列文徵明和他的子侄弟子们的作品，加起来也就十来件。简而言之，就没必要为了看展览专程来一次东京，但我既然来了，也就看看吧，转着转着，就听到边上观众用中国话在交流，口音听上去还是北方人。

东京国立博物馆看《诞辰550年纪念，文徵明和他的时代》展览，规模不大，仍然吸引很多人 沈寅 图

一种惊诧感突然就滋长了起来，原来看展的中国人也挺多。我抬头看看其他观众，应该也来自中国，展厅里一共十来人，一大半中国。就为了看这几张字画飞一次日本吗？应该不是，之前国内媒体也没怎么宣传，热度根本赶不上颜真卿展。看来，观众应该多是留日学生吧。我打消了顾虑，继续我在东京游荡。2月11日是日本法定的公休日，天气又好，上野公园内人头攒动，似乎东京所有人都出来了，或朋友结队，或大人带着小孩，外出游玩。东京博物馆门前，举办了一个集市，商贩推出了各种小吃和食品，我看到一个摊贩在现场烤鱼，鱼用棍子串起，一根根竖在炭火中烤，有些狰狞又有些奇异，我掏出手机刚想拍照，就听见边上传来了中国话，转头一看，四五个中年男子，也背着手探着头再看烤鱼，都没戴口罩，显然不是留学生。

在东京数日，遇见中国游客的频次越来越高，我的顾虑也越来越重。从之前日本确诊者的传染路径来看，确诊者都和武汉游客有过接触史，而国内如今疫情严重之地，也不只湖北一地。如今在日本听到中文对话，下意识就会分辨口音的来源，接着自然而然去与中国的疫区做对应。当然，我也会立刻去纠正自己的心态，这种对本国人的担忧和不信任，真是不应该的。但自我纠正并无法解除焦虑，之后数日，我就一直在这种紧张、揣测、自我纠正和焦虑中度过。

我给在东京定居的朋友发微信，向他确认，东京尚无确诊者吧？得到的回答是，虽然没有，但也快爆发了。我进一步询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东京周边的地方已有确诊，每日去东京出勤上班大家都坐这些列车，就东京的人口密度而言，很容易就能将病毒带进东京中心区域。我这才意识到，至此，已到了无差别防范的阶段了，并非中国或湖北等疫区的人危险，连日本当地人或西方人，都有可能是受感染者。事实上，之后日本相关的确诊病例也体现了这一点，有数例确诊者都无中国游客接触史。

人的恐惧一旦被放大，是非常不理性的，以往那些来自于知识或教养的文明举止和思考方式，在恐惧之下会消失无踪。就像我，在森美术馆参观展览时，原本好端端地看展拍照，突然会因为边上一个外国男人咳嗽，而立刻退避三舍，掏出口罩带上，又从包里掏出免洗消毒液，反复搽。

又比如我在店里吃饭，边上一桌客人突然咳嗽了起来，我立刻就想起不久前读到的那则广东一家餐厅里三户人家吃年夜饭被传染的新闻，紧张了来。日本的餐厅如此紧凑，咳嗽的男人离我不过一个手臂的距离，我对同行朋友说，要不我们结账走吧。朋友白了我一眼：他是喝水呛到了。

当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感染者，都需要防范时，口罩就变成非常重要的物资了，于是，我每天的行程里就加上了找口罩。只要遇到便利店，我都进去看一下，结果都是空荡荡的货架上贴着张白纸，写着一人限购一只，或者就是口罩售磬，已申请货源，但何时有货不确定。

同样寻找口罩的人还有许多。我在一家便利店找口罩，遇到一对中国情侣在向店里的中国店员询问口罩进货的时间，被告知一般晚上10点后会上架新货，或许能买到口罩。而先前来日本的旅行的朋友，也告诉我，药妆店一般早上九十点开门，他们临着开门去买，也买到了口罩。这样，我又调整了“狩猎”时间，改成早9点晚10点都去便利店药妆店转一圈，可惜依旧买不到任何口罩。

至此，我的口罩采购战绩，只有两只，都来自于我在三越百货退税时所得。一开始是在日本桥的三越百货，在退税柜台刚坐下，工作人员就掏出一盒口罩说，目前有送口罩的服务，每个客人可领取一只，于是我接过一只戴上，她又提醒，这边有消毒液，请消毒，我又跟着消毒了双手。一边办退税，我一边心理琢磨，这是不是三越百货用一种比较礼貌得体的方式，来让客人戴上口罩来防御疫情呢？不得而知，不过，这倒提示了我一点，我又去了三越百货银座的分店，买些东西去退税，于是我又得到了一只口罩，而这次获得要求有些不同，需要我先关注银座三越百货的公众号，而口罩上也贴张便签，上面写的不再是“山川异域,日月同天”之类的诗句，而是两排字：坚信！中国加油！底下是一行英文“Enjoy your stay in Japan”。

这样，加上我从上海戴去的几只口罩，在日本剩下的日子，应该也足够用了。而且，我后几天都在伊豆，相比东京没那么热闹，应该能买到口罩吧。

东京人口密度非常大，2月11日恰好是日本建国日，天气好得能看到远处的富士山 沈寅 图

三

但事实证明我错了，伊豆同样没口罩。我从热海一路往南，计划去看河津樱，沿途在热海，伊豆高原，下田过夜，还经过东伊豆，城崎海岸等几个地方。我原本以为伊豆高原和城崎海岸，并不是伊豆特别热门的旅行地，和川端康成住过的修善寺温泉之类名胜地差远了，结果我发现自己错了。在城崎海岸，那个小小的悬桥，我就遇到了两三组中国游客。而伊豆高原，我住的温泉旅店一共就10间房，结果第二天早餐时，我就听到隔壁一桌男女带着北方口音的中文在交谈。

当然，口罩也是颗粒无收，尽管旅行中采购口罩的比重越来越重，每到一处，下了JR，就先找寻便利店看看能否买到口罩。在热海这样的旅行地，原本晚上就该在酒店里泡温泉，而我又特意出门，走老远路去便利店看看口罩是否补货，清冷的大街上空荡荡，不再是白天热闹的景象，甚至连路灯都少，也就几个醉酒的客人互相勾搭着，踉跄着。

而此时，国内关于日本疫情的报道也越来越严峻，不时有朋友转发相关的新闻给我，还提醒说要小心防范。天气也不好，阴沉沉，我们旅行的兴致越来越低，特别是发生了一件事之后，我们索性取消了计划，准备提前回东京。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伊东，打算找个餐厅吃午饭，因为过了饭点，一路找了几家都休息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中国料理的小餐厅继续营业，就连忙推门进去。摘了口罩坐在吧台边，里面一个白头老头在捏饺子，外场是一个女服务员，典型的日本小餐馆的模式。看了菜单，决定了吃什么，招呼服务员来点餐。她拿着两杯凉水，一次性湿巾和筷子走过来，朋友用日语点单，或许是她从中听出了中国口音，或许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她立刻收走了水杯，说：“非常抱歉，中国人我们不招待。”

这突然而至的遭遇让我们有些懵，在我之前日本旅行中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形，而就我对日本的了解，他们性格中就算再抵触，在职业工作场景下，也多少会应酬一下，毕竟日本待人接物的文化和习惯，是含蓄而礼貌的。就这样被赶出来，实在有些尴尬，我们只能仓皇逃出店门，心中滋味复杂而难以形容。这种拒绝，实际上和歧视无关，与国强国弱，或是文明与不文明也扯不上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恐慌下直接而粗暴的反应吧。尽管饿着肚子，我们再也不敢推开其他店门了。将心比心想一想，换做是我自己，若是遇到疫区来的人，应该也不敢招待他来自己家吃饭吧。就像我之前，也同样在怀疑周围的咳嗽者，如今只是位置交换了一下，我坐在了被怀疑的位置。

顿时，我就没了游玩的兴致，又自然而然联想到之前，我们住过的酒店，吃过的餐厅，那些店员是否就是出于职业要求和礼貌，无奈地提供服务，而当我们走后，说不定他们就在拼命消毒善后。当然，我知道我如此腹诽很不应该，但实际上，我是产生了一种愧疚感，我们的出行，或许真是给他们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日本疫情的新闻越来越多，国内的相关报道，特别是自媒体总或多或少以一种调侃或耸动的语气来讲述，比如提到一个确诊的出租车司机因承接过日本共同社的10位职员，其中有一位采访过首相安倍晋三，就说明安倍也有可能染病。听上去耸人听闻，会让人产生一种“日本怎么变成这样”的感受。

该过的日子还是要过，该做的事也依旧做。对于日本而言，由于地理关系，自然灾害较多，面对灾难和无常的观念也渗透在文化中。基于此，在反思疫情之下的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又会觉得并没有多少变化。就我短短在日本数日，我路经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观看木村拓哉演唱会的歌迷把体育馆围着水泄不通，而后，我在河津看早樱，各地的游客又涌来此处，就算遇到雨天，人们也丝毫不减出行赏樱的兴致。JR站内都是人，戴口罩和不戴口罩的，就这么比肩而坐，小孩则在人群中追逐嬉戏，也没什么疫情的阴影。

倒是我提醒同行朋友，我们还是找个人少的地方候车吧？

回到东京，更是如此。东京火车站中人流如潮水一般，涌进涌出，四散去各处，我观察下四周，不戴口罩的人数也不少，特别是我们在火车站前排队等候出租车，陆续而来的司机戴口罩的也不多。他们难道不知道东京司机已有数位确诊了吗？

居酒屋里也是，狭小的空间里客人们几乎贴身而坐，相当紧凑，点上菜和酒，一聊就是许久，而我们戴着口罩走进居酒屋，面对满屋子里不戴口罩的客人，就像穿着衣服走进了澡堂。

我在药妆店亲眼见到一个日本老太太一早来询问口罩，被告知断货后，从容地转身离去，没有半点纠缠，也没继续询问店员几时有货，就这么干脆走了。我目送她离开，瘦小的背影消失于路的尽头，再也没见她去其他店。买不到口罩该怎么办呢？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即使没有口罩，生活依旧得继续。

我对朋友说，后一天动身去机场前我们还有时间，要不再过来看看有没有口罩吧？结果到了那天，我们拖着行李走出酒店，谁都没有再提去买口罩，径直去了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