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默|苏轼更爱吃杨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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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默|苏轼更爱吃杨梅吗?

苏轼

杨荫深先生的《事物掌故丛谈》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

是一部十分有意思的小书。它主要介绍了中国民间各种日常事物的“掌故”,从命名、起源到流变、接受,兼及与之相关的逸闻传说。内容则涵盖民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衣食住行、节俗娱乐等。每一种事物,都被写成一篇短小精悍的学术随笔,资料丰富、叙述严谨而又不失趣味。暇时读读,倒也颇能启人心智。

最近读到其“谷蔬瓜果”类“杨梅枇杷”一篇时,对其中的一段话产生了兴趣:

杨梅在古时也有人比之为荔枝、葡萄的,如宋苏轼东坡云:“客有言闽广荔枝何物可对者,或对西凉葡萄,予以为未若吴越杨梅。”平可正诗云:“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颗值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泸南荔(枝)[子]深。”则古人亦举而方之者矣。

照这条材料的意思,苏轼似对岭南的荔枝情有独钟之外,还认为吴越的杨梅可与之相比。看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苏东坡,似还颇嗜杨梅的。这件事我前所未知,出于兴趣,便搜检起相关资料来。

搜检之下,发现苏东坡嗜吴越杨梅之事,见诸报端或科普类、风俗类读物者,竟不在少数。而且,其中大多文章,还将这段引文直接简化为“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直以苏东坡认为“吴越杨梅”要超过“闽广荔枝”。比如《光明日报·文荟版》2016年8月5日刊载青年作家陈蔚文的散文《妃子笑,杨梅烧》,还对苏东坡嗜杨梅之事作了一段文学化的敷衍,形成了一个小故事:“喜欢杨梅者还有苏轼,众人只知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其实,吃过玉肌半醉的杨梅后,他不提这话了。只说‘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三十五岁时他曾任杭州通判,还先后在湖州与常州居住过,估计那阵子对吴越杨梅吃出了比荔枝更深的感情。”则俨然以苏轼最喜欢的水果,非杨梅莫属了。

报章上认为苏轼爱杨梅胜过爱荔枝,自有断章取义、变本加厉之嫌。不过,《事物掌故丛谈》所引材料本身,亦有颇多可疑之处。首先,自常理揆之,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前一句,明明就是“卢橘杨梅次第新”,则显以卢橘、杨梅不如荔枝鲜美。那又因何说杨梅可比荔枝呢?不过,这还不足以成为怀疑的原因:“吴越杨梅”和岭南罗浮山下的杨梅,味道自不一样。况且人的口味也会变化,东坡在彼时喜欢荔枝,后来尝到吴越杨梅,以为可与之比,也是顺理成章,没有丝毫矛盾之处的。

第二个疑点是材料中所引诗句的作者“平可正”。这位“平可正”是何许人也?似已不可考。不过,这首诗却在一些典籍中被保存了下来。比如宋人所编《全芳备祖》卷六《果部·杨梅》,即引该诗的后两句,下标“正平”;清人所编诗歌总集《四朝诗》则收入全诗,把它归在僧祖可的名下。如此,对于诗歌作者的疑问涣然冰释:这个“平可正”当是“可正平”之倒讹,即宋代诗僧祖可。因其字正平,故时人多唤作“可正平”。但另一个更大的疑问也随之而来:祖可生活的年代是两宋之交,甚至比苏轼的时代还要晚些,既然此为僧祖可之诗,因何苏轼会说 “古人亦举而方之者矣”,称一个近人为“古人”呢?

最后一个疑问就是这条材料的来源。今存苏轼所撰的所有典籍,似都无与此条材料相似的记载。此实出自清人汪灏增广明人王象晋的植物学类书《广群芳谱》卷五六《果谱·杨梅》,言出“东坡集”。这应该就是《事物掌故丛谈》杨荫深先生引述东坡之语所本。不过,我们只要再搜检一下,就会发现这条材料颇有问题。在明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中,有与之相似的记载:

宋时,梵天寺有月廊数百间,庭前多杨梅、卢橘。苏子瞻诗云:“梦绕吴山却月廊,杨梅卢橘觉犹香。”客有言闽广荔枝,无物可对者,或对以西凉葡萄。予以为未若吴越杨梅也。可正平诗云:“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一价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泸南荔子深。”则古人亦有举而方之者矣。

文字与《事物掌故丛谈》所引差别不大,但有头有尾:开头说宋时如何,中引苏子瞻诗,再叙“闽广荔枝”“吴越杨梅”之语,最后引可正平诗。所谓“吴越杨梅”可对“闽广荔枝”,当是《西湖游览志余》的作者明人田汝成语。如此,则其称祖可为“古人”,也若合符契,无甚不妥了。看来,《广群芳谱》引述材料的源头,当是《西湖游览志余》。不过将其掐头去尾,继而张冠李戴,标其出处为“东坡集”。写《事物掌故丛谈》的杨荫深先生,又以《广群芳谱》为参考,将这段话变成了苏东坡所说。继而,各大报章、科普读物又将杨先生的引述一再加工,愈演愈烈,竟变出了苏轼爱吃杨梅胜过荔枝的“传说”。

《事物掌故丛谈》

不过,《广群芳谱》又如何会将《西湖游览志余》中的话当作“东坡集”中之语编入呢?难道编者真的如此颟顸,看到前面有“苏子瞻诗”云云,就以为后面的话都是苏轼之语了么?也许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文章的最后,笔者将对这条材料如何被《广群芳谱》误收为“东坡集”中语作一点自己的猜测。

《西湖游览志余》中的这条材料,除了为《广群芳谱》所收外,还曾见于旧题元人陈秀民所编之《东坡诗话录》中。这部《东坡诗话录》,乃杂收各种典籍中关于苏轼诗歌的内容编纂成书。虽然题为元人所撰,但其中引用了不少《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燕石斋补》等明代典籍中的材料,因此早为人怀疑是明代以后人所编。如今较常见的有《学海类编》本。这条材料,当是其中有“苏子瞻诗云云”,为编者从《西湖游览志余》中采摭而入。而《郡斋读书志》小说类又著录有《东坡诗话》二卷,云:“皇朝苏轼号东坡居士。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之成二卷。”可知世间尚有一种《东坡诗话》,乃宋人所编,专从苏轼各集、杂书中录东坡论诗之语。今亦有一部分留存,编入《说郛》中,存一卷。也许,《广群芳谱》中这条材料的直接来源,便是陈秀民的《东坡诗话录》:编者错将记载与东坡诗歌相关之语的《诗话录》当成了专录东坡论诗语的《东坡诗话》,从而将这条材料当成“东坡集”中语收入了。

杨荫深先生编写《事物掌故丛谈》,参考《广群芳谱》《群芳谱》等专题类类书,实在是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率的方法。在没有电子检索的年代,有了这些类书,就可按图索骥,为撰文搜集素材。比如寻找关于“杨梅”的素材,只要翻翻《广群芳谱》中的《果谱》“杨梅”条,便可获得不少其得名、起源、性状、历代与之有关的诗文逸事之记载,足以支撑写成一篇材料翔实的文史类随笔。不过,由于类书有着陈陈相因、断章取义、考辨不精的特点,若用其搜检材料,则必须向原书覆核,才可确保万无一失。如遇无可覆按的材料,则往往出现问题,须搞清源流、甄别出处。否则难免出现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的错误。如今,古籍文献的电子检索愈见发达,类书用来搜检的功能也已大不如前。但对电子检索检得的材料,一样要甄别覆核,不可随意乱用,不然还是会闹出不少笑话。类书的利用价值逐渐消退,但征引文献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的差错,却从来没有减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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