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弘星：在数字时代，为中国传统图像建立知识图谱

采访 / 张茜（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

20世纪初，西方艺术史界空前关注绘画作品的“题材”问题，再现社会文化变迁的“图像志”分析旋即成为视觉研究的重点。以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为代表的图像学家，不仅致力于阐释古典母题的演化，还尤为关注它们在哲学观念中的变异。双重的目标势必也会带来双倍的困难，范景中先生曾对潘氏的努力发出如下感慨：“一位学者背负着沉重的语言矿藏，在长长的晦暗森林中艰苦跋涉时，那是令人感动的”[1]。张弘星博士也给我留下了相同印象。

他早年执教于南京艺术学院，后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求学，现担任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以下简写为V&A）中国藏品高级研究员，主持并启动了“中国图像志索引典”（Chinese Iconography Thesaurus，以下简写为CIT）项目。自1993年起，张弘星便决心打造适用于中国图像的分类查询系统，经过20余年的努力，CIT项目的概念、知识框架、研究方法等各方面工作相继成形，为当代数字人文技术和艺术史课题的长期发展孕育了希望。

2019年秋末，张弘星博士携其CIT项目团队与北京OCAT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变化的前沿：图像志文献库的过去与现在”讲座及研讨会。我有幸采访到他，并请他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CIT项目的构建理念、中国艺术图像编目规范的迫切性、受控词表的实施步骤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述。

2019年秋季CIT正式上线，作为项目主持者，您和您的研究团队曾提道：“期望为博物馆、图书馆与文献库的专业人士创建一套标注准则，提供标准词汇（受控词表[2]），从而提升馆藏文物编目的质量和准确性，促进数字图像跨收藏的信息获取及相互操作。”这是一项极具开创性与学术抱负的事业，可否谈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开展此计划，它最初的契机由何而来？

张弘星：感谢对我们研究团队正在建构的CIT项目的关注。一个特殊的机缘使项目得以启动——在2015年，英国政府数字、文化、媒体及体育部（DCMS）启动了一笔基金，资助英国各大文化艺术机构开展与中国相关的计划。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泰特美术馆、莎士比亚剧院等机构申请并获得了这笔经费，用于组织一系列特展、演出或剧本翻译，并在国内几个城市巡回展出和演出，而我所在的V&A则由我主持创建一个中英双语在线开源图像志标准词汇和档案库。

“中国图像志索引典”网站首页。（网页截图）

为什么我感到有必要做这项基础工作？最直接的原因与目前文博界藏品的数字化有关。以欧美文博机构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可以说正在经历一波又一波的藏品数字化浪潮。只需点击各大博物馆网站上的藏品检索系统以及Artstor、Europeana、Google Arts and Culture这样的艺术品综合平台，人们就可以体验到这场数字革命的巨大体量。数字革命最直接的结果是使我们今天的网络世界充满了海量藏品图像，毫无疑问，它们给专业人员和一般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里，这样的藏品数字化进程还将不断提速。

但是，图像数字化与图像信息的可获取性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后者更多地取决于图像信息的接入点能否满足用户的要求。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的艺术信息专家对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用户需求做过一系列研究。比如，Sara Shatford Layne在200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里指出，人们在使用西方艺术作品图像数据库的过程中，图像题材/母题类问题的查询量高达55%，仅次于对艺术家人名和作品年代的需求，然而绝大多数典藏机构现有的图像信息系统并不支持这类查询。以西方版画素描线上数据库为例，研究者如果聚焦艺术家人名查询，例如“该数据库收录多少张伦勃朗的素描？”这类问题，一般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但是，如果她/他带着题材/母题类问题来查询，好比“该数据库里收录了多少描绘鲁德运动（19世纪英国反抗纺织业工业化的社会运动）的作品？”，结果往往会令人失望。

获取图像题材/母题信息困难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现实：与图书馆的书籍编目传统不同，博物馆对藏品的编目基本规范一般不涉及作品题材/母题。长期以来，博物馆策展人和研究员习惯把“作者”“题目”“年代”“媒材”“尺寸”“描述”视为藏品最重要的信息来引导编目工作。

目前有许多线上藏品图像数据库已经开始设法弥补编目系统的缺陷，最常见的是以技术手段增加全文检索功能作为权宜之计。同时，越来越多的藏品机构意识到，解决图像题材/母题查询困难的长久之计应该是在博物馆藏品编目工作中提倡使用专业受控词汇。一些机构已经在藏品编目系统中创建适用于自身藏品特点的权威档，或者引进以ICONCLASS（Iconographic Classification System）或AAT （Art and Architecture Thesaurus）为代表的知名国际标准，以此输入藏品题材/母题类信息。当下，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早的是荷兰和德国的一些博物馆或图像档案中心，如荷兰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荷兰国家艺术史研究所（RKD-Netherlands Instituut voor Kunstgeschiedenis）、德国马尔堡艺术图像档案库（Bildarchiv Foto Marburg）。

另外，由于题材/母题信息的录入不仅要求编目员是图像志方面训练有素的专家，而且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因此一些数字人文专家也正在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图像识别和语义识别技术进行研究，探索使用机器对题材/母题进行自动编目的前景。

但以上所说的令人鼓舞的进展主要发生在西方艺术研究领域。相比之下，各国与各地区博物馆的中国藏品图像数据库，至今为止仍然缺乏对题材/母题类信息的编目，海内外博物馆负责中国藏品的学者专家对题材类受控词汇的重要性甚至还缺乏必要的认知。目前有几家博物馆正在使用自己编撰的局域受控词汇，但这些词汇有太多的缺陷——词汇量很小、缺乏严谨科学的编撰方法、与其他机构的同类词表或国际规范之间缺乏互联。

此外，现存的国际规范是在欧洲艺术史资料基础上研发出来的，极少包含非西方艺术题材/母题及其语义关系，因此不能适用于非西方题材/母题的编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AAT分类系统中没有“儒家/儒教”这个大类，ICONCLASS中也没有“道家/道教”这个范畴，但熟悉中国艺术的人都知道这两种宗教和哲学对于中国图像传统是何等的重要。

因此，在CIT项目酝酿阶段，我感到如果想要真正推进中国视觉文化传统中题材/母题的系统研究，并给非艺术史专业人士提供接触、理解和使用中国传统图像及其含义的便利，就需要构建一个植根于中国视觉文化特性、聚焦作品题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整理、适用于海内外收藏机构藏品的受控词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艺术图像数据库。

在V&A与OCAT共同主办的“变化的前沿：图像志文献库的过去与现在”对谈活动中，您演讲的题目是“元数据转向：‘中国图像志索引典’的缘起和建构原则”。您认为CIT项目对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有什么帮助？又会为世界艺术史带来哪些新鲜的视角？

张弘星：自20世纪中叶以来，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及其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值得反思。概括地看，它是一个从关心艺术史分期、风格流派形成和演变、作品鉴定、个案研究到关注语境、社会史、视觉文化、物质文化的历史。所有这些研究方向都产生了很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也都陆续被国内引进。无疑，这些著作不断地给国内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注入新的生机。

但是如果站在海外汉学家/中国美术史家的角度来看，海外汉学研究在话语体系方面实际上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汉学著作都是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但它们的读者是西方主流文化学术界，其话语体系（从整理原始资料所使用的语汇到讨论议题的设定）又是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虽然许多汉学家的工作目标就是试图批判或打破西方中心的话语系统，但其影响力常常局限于高校，对于主流文化基础设施（比如博物馆的编目规范）的影响则很微弱也很缓慢。

从这个角度看，CIT项目所做的可以说是对文化基础设施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一次范式转变，即提倡在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资料整理层面走出单一的西方话语系统，使用中文语汇和分类系统对中国艺术作品的题材/母题及其含义进行描述和分类。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引起海内外中国美术史学者对学科的基础设施和范式问题及其历史的足够关注，使更多人来参与这项事业。

在研讨会上，您邀请了三个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的文献库——瓦尔堡研究院文献图片库、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艺术索引中心与荷兰图像志分类系统及文化史图像数据库——的负责人分别予以介绍与交流。您特别强调了CIT团队与荷兰文化史图像数据库（Arkyves）主编与设计者的协作关系，为何您最终选择与他们进行合作，Arkyves予以您最重要的启发是什么？

张弘星：CIT项目决定与荷兰Arkyves团队合作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V&A博物馆CIT项目组于2018年8月在荷兰国家博物馆进行学术交流。（图 片来自 英国V& A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

Arkyves网站首页。（网页截图）

首先，我们非常认同支撑Arkyves数据库的分类系统ICONCLASS的构建理念。这个分类系统是莱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Hans van de Waal与他的团队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耗时二十多年建成的。与瓦尔堡研究院文献图片库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艺术索引中心创始人关注具体的母题/题材相比较，vande Waal的目标是使ICONCLASS成为标引图像志内容的国际标准。与此目标相适应，他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方法来构建ICONCLASS的题材/母题层级结构，同时在分类原则的设计上借鉴了当时图书馆学界颇具影响力的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和民俗学界汤姆生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编纂法，最终使ICONCLASS具备了专业性、系统性和实用性这几个的特点。

ICONCLASS诞生以后，迅速为多家欧美博物馆、图书馆和图像文献库所接受。现今使用它的机构包括荷兰国家博物馆、荷兰国家艺术史研究所、德国马尔堡艺术图像档案库、德国国家博物馆美术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珍本部及阿什莫林博物馆。

其次，Arkyves是一个线上版的图像志文献库，它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远远走在同专业数据库的前面，其网站具备非常强大、完备的浏览与检索功能。

另外，我们从Arkyves的主编和设计师身上看到了数字时代图像志学家对文献库一种特殊的学术信念和执着，这也正是CIT团队需要具备的素质。

CIT项目最重要的议题是围绕图像志（iconography）发生的，而图像志意指对艺术作品的题材（subject matter）进行描述、分类和阐释，其主要目的是理解与揭示图像隐藏意义的象征性。它源自希腊语eikon，原意为图像或画像，并与graphia词义相近，意为描述、书写或概述。

从历史上看，即使在西方，“图像志”也被认为是最难理解、最易被误读的词；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它亦是英语中最灵活、最富变化的词汇。您强调的“创建一套适用于中国视觉艺术的受控词表”是通过什么样的步骤实现的？CIT的标准词表的参照依据对应在中文和西方语言中分别是什么？您如何平衡两种不同语境里词义可能产生的偏差？

张弘星：在规划CIT项目之初，我们对19世纪至今西方艺术史界关于图像志的概念进行了基本梳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潘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基于经典文本的传统图像学广受质疑，一些重要学者（如Michael Camille、Hans Belting、W. J. T. Mitchell）另辟蹊径，从当代民间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人类学等领域寻求理论灵感，开创了被称为“新图像学”的研究。从构建图像志文献库的角度来看，新图像学的成果无疑有助于向文献库增添许多新题材/母题，但是潘氏关于图像含义研究的三个层次——前图像志（pre-iconography）、图像志、图像学（iconography）——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方法论上最实用的基本概念。

与前面提及的三个图像志文献库一样，CIT依据潘氏定义，收录的受控词汇包括了前图像志与图像志两大范畴。比如，前图像志词汇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母题，即人事物的一般名称或抽象概念，如日月星辰、梅兰菊竹、渔樵耕读、阴阳五行等，而图像志词汇则包括艺术作品的题材或描绘的特殊人事物的名称，如孔子像、达摩面壁、彭祖观井、草桥惊梦等。

CIT团队构建受控词表的步骤包括创建语词和词表架构两部分。目前我们创建的标准词汇的语料是古代绘画作品的画题与题跋。为了使项目有计划地进行，现阶段我们把语料范围限定在过去曾为皇家收藏的作品，使用的主要资料是乾嘉年间编纂的《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从原始语料的收集、整理、分析、记录到每一个受控语词的诞生花了很多时间，团队每一位成员为此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

在创建词表架构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各图像志文献库受控词表尚未使用的索引典（或叙词表）框架，因为这个框架可以表达语词之间所属、同义和联想这三种比较丰富的关系。为了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使用了包括《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汉语大词典》《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中国植物志》《古今图书集成》《历代题画诗类》等在内的各类专业文献工具书。

CIT具有中英双语的特点。由于本计划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单一的中国图像志知识分类系统，而不是一个相互映射的中英双重分类系统，因此我们这里对双语的界定是汉语到英语的单方向翻译。换句话说，CIT中的英文翻译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虽然我们在翻译中尽量避免使用相同的英文词汇来翻译不同的中文概念，但英文翻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控词汇；

第二，英文词汇之间的结构关系完全复制中文词汇之间的关系，并不遵循英文词汇在英文语境中的结构关系。这种单方向双语受控词表的优势是，使用英文来查询CIT的研究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与西方分类系统之间的差别。

我们在翻译的具体操作层面，尽量使用如《ABC汉英大词典》、《古汉语与中古汉语学生字典》（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d Medieval Chinese , compiled by Paul W. Kroll, Brill: 2015）、《中国植物志》等权威辞书或古典汉文著作的经典英译本。同时，我们的团队在翻译时也注意把ICONCLASS里的英文词汇作为重要的比较资料。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通过共享的英文词汇实现两个分类系统的相互映射，这样不仅可以更加清楚地展示相同词汇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也能使中西图像志的系统比较成为可能。

您提到CIT项目中用于分类或描述的词汇常常来自中国传统绘画的画题或题跋，并非图像本身，而您也提到过中国艺术较为显著的特点是“藏”，类似西方艺术中的“隐喻”，但后者大多都会通过确切的图示或符号来再现。面对中国视觉材料中的“不可描述”“非物质性”或“绝对抽象”的现象，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分类会过于主观吗？

张弘星：CIT使用从画题或题跋中提取的词汇来标引图像，是因为我们想保存艺术家本人或当时观者使用的词汇来描述作品的母题或题材。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些词汇显示出当时的人们对图像中哪些特殊形象感兴趣，以及他们是如何理解和表达作品含义的。

具体形象与抽象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中西视觉文化在表现这些关系的手法上的异同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这里我想说明的是，这些关系及其表达手法都可以通过像CIT的图像志受控词表达出来。

比方说，一幅山水画描绘青山白云，那么CIT首先会使用“青山”与“白云”这两个词来标引它。而在古代山水诗传统里，这两个词有时用来表达“隐居/隐逸/归隐”这样比较抽象的观念。如果这种“隐居”思想出现在画题或题跋文字中，我们就会再加上“隐居”作为这幅画的标引词。同时，CIT系统也可以对“青山”“白云”“隐居”之间关系的类型进行记录。视觉材料中存在“不可描述”的现象的说法，是从浪漫主义的视角看待图像与语言的关系。

但在图像志学者看来，一旦人们使用一个语词描述对一幅画作的感受，即使是非具象、非物质性、绝对抽象的感受，比如“空”（emptiness），这个词也已经与画里某个视觉成分建立了图像志意义上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它就可以作为标引词来指称相关细节。CIT系统里包含了相当数量的这类抽象词汇。

CIT项目图像选粹。 （图 片来自 英国V& A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

词汇的“适当”实际上非常有趣，同时也充满困难与挑战，个体对语言的运用和学习都具有独特性，您是否可以再谈谈“消除歧义”的愿景？如果一旦设定用某种词汇来描述图像中的某个元素，会不会存在限制观看者想象力的情况？

张弘星：在CIT系统里，消除词汇的歧义主要通过两种手段。

第一，我们遵循每个受控词（信息学称之为首选词或显示词）只表达一个概念的原则。对于一词多义的现象，我们酌情为每一义创建一词。举例来说，“濯足”一词表达“以水洗去脚污”的概念。若查询《汉语大词典》，这个词还有 “清除世尘，保持高洁” 的引申义，因此我们在CIT词表里，不仅收录了“濯足”一词，还增加了“高洁”一词来表达其引申义。

第二，我们把表达同一概念的不同词汇作为同义词收录在受控词表里。比如，“无量寿佛”“无量光佛”“弥陀佛”“阿弥陀”是显示词“阿弥陀佛”的同义词，“四时”是“四季”的同义词，“月午”是“午夜”的同义词，“荷”是“莲”的同义词，“狻猊”是“狮子”的同义词，等等。这种建立词与观念之间关系的方法是构建索引典（thesaurus）的基本方法，与一般词典编纂法正好相反。换句话说，CIT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一本汉英词典，而是一本“概念辞典”。

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受控词表会限制观者的想象力。关键是需要把一般观众欣赏作品与一位学者研究图像的方法与目的区分开来。前者是一种审美活动，后者则是一种学术活动。前者观看图像不遵循任何程序，突然之间她/他也许会被图像中某一母题所打动，由此产生属于个人的联想。但后者完全不同，她/他是在对图像里的细节做出有秩序的、系统的、非个人化的描述，作为一种工具，受控词表可以协助其达到学术研究的目的。

在“变化”与“融合”成为当今世界艺术史的趋势，包括图像志也在寻求“模糊的边界”时，CIT致力于“确切”的主题分类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张弘星：当今艺术史学界“变化”“融合”以及“模糊边界”的趋势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在接触、融合、变化的过程中，新观念、新边界、新规则也在逐渐形成。放在这样的背景下，CIT强调主题分类的意义可以说是在参与和促进学科的变革。

“时间”与“记忆”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话题，人与人之间最牢固的联系或许就是共同享有的时间。而您主持的CIT项目是否也想帮助我们整理碎片，通过树形图的模式呈现层层递进的语义关系，传递不同时代相似或相悖的视觉理解？您觉得这种串联会产生什么样的可能？母题能从一个图像贯穿到另一个图像吗？对艺术史工作者而言，它们能否被称作文化的代言者？

张弘星：我完全同意你使用整理记忆碎片这个隐喻来解释CIT团队所做的工作。CIT致力于记忆碎片的整理有两个文化背景：第一，数千年来，中华文明中视觉文化的语义关系一直没有被系统化地整理；第二，当今的数字化革命又加剧了中国视觉文化的知识碎片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希望CIT是一个知识图谱，为大家探索中国传统图像语义关系提供可靠的向导。在这里，我们希望人们能够追寻一个母题如何从一个时代跨越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件作品穿越到另一件作品，从一种媒介跳跃到另一种媒介。

就目前来看，CIT收录的中国视觉资料主要来源为V&A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家机构，但相信您和团队从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不止于此，面对潜在的海量官方与私人收藏，您有什么进一步的计划？

张弘星：目前我们已完成了第一期先导性研究的任务。前面谈到当前受控词表的语料来源是乾嘉年间编纂的皇家藏品著录，因此该词表目前最适合用来标引经过历代宫廷收藏的绘画作品——这就是我们为何选择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来进行标引测试。同时，我们还试着用它标引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流传到宫廷以外的古代绘画，以及V&A博物馆藏品中超出传统绘画边界的外销画和装饰艺术，这些尝试为今后的发展积累了非常有用的经验。

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将聚焦非宫廷藏品，如明清交替之际的遗民画家的作品，以及清代中晚期地方画派，如扬州画派、上海画派、岭南画派的作品，我们会按这个计划来选择收藏机构，对它们的藏品进行标引。再下一步，我们则希望进入版画和书籍插图领域，标引代表性图书馆古籍部相关藏品。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与海内外重要的公私收藏发展合作关系，鼓励他们使用CIT标引藏品，以这种方式进一步扩充CIT的数据量。

V&A与OCAT共同主办的“ 变化的前沿︰图像志文献库的过去与现在”讲座研讨海报。（资料图）

CIT项目为中国艺术史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福音，无论是身在中国的本土学者，还是身在海外但对中国艺术议题颇为关注的西方（或像您一样双重身份的）学者，都将成为CIT的受益者与输出者，也同时会成为输入者。但项目的推广需要时间，也存在于机缘，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方式会使其更快地进入学界的视野，您又是如何去做的？

张弘星：去年（2019年）下半年，我们与荷兰博睿出版社合作，成功地将CIT数据库搬上网站。同时，我们又与北京OCAT研究中心合作以“图像志文献库的历史和现状”为题举办了讲座活动。在此之前，我们还受邀前往台北故宫博物院做了两场学术报告。另外，CIT团队还积极与北美学术界互动。譬如，项目去年入选由美国盖蒂基金会支助、匹兹堡大学承办的关于数字艺术史的工作坊。这样的学术活动对项目的推广有很大的帮助。

作为艺术史学者与博物馆专家，您曾于中国高校任教，又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并为V&A工作15年；如此多重的经历，或者说经验，能否在CIT项目上找到出口？换句话说，这是否算得上您个人的某种思想释放？您对未来的期许会是如何？

张弘星：对图像学的关注一般集中在高校里，而对藏品问题的思考则是博物馆研究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CIT项目可以说是我多重经历的一个出口。同时，它也是我多年来一个想法的某种释放。回想起来，我对于建立中国图像志文献库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93年春。那时我作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美术史的一名年轻教师来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留学，由国内亦师亦友的范景中先生介绍，有幸拜见了艺术史学界的泰斗贡布里希，地点就在亚非学院隔壁的瓦尔堡研究院。后来我经常去那里的图书馆和图像文献库。在这个海量图像文献库里，我平生第一次经验到把图像资料按题材/母题进行分类归档的做法，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时拉开铁柜的那种狂喜。当时就期待有一天能够有机会把中国传统图像按某种分类系统进行归档，建立一个服务于中国图像志研究的文献库。

1997年我从亚非学院毕业，此后近20年间在英国辗转了几个城市，经历了几种不同的学术环境，忙于教学和策展。尽管在工作之余总是会收集相关资料，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于如何建立文献库的思考推进很缓慢，常常有面对庞然大物无从下手之感。直到2009年，情况终于有了转机。

当时在博物馆刚完成一个特展，有时间梳理多年积累的图像志文献库资料。期间重读了数年前购买的关于ICONCLASS一本小书，觉得很有帮助，于是计划当年秋天去荷兰调研，参访与ICONCLASS相关的机构和个人，包括：构建ICONCLASS的团队成员Roelof van Straen先生，荷兰国家艺术史研究所最早应用ICONCLASS进行图像标注的D.I.A.L.（Decimal Index of the Art of the Low Countries）卡片目录，以及莱顿大学汉学系教授许理和（Erik Zurcher）生前启动的中国图像文献库China Vision（此项目后来搁浅）。那次旅行非常短暂，但解答了自己多年的困惑，从此构建中国图像志文献库的目标和方法也逐渐清晰起来。

我们希望海内外博物馆、图书馆的中国藏品部门专家在进行图像编目时把CIT词汇作为编目参考标准，也希望访问CIT图像库的学者和学生不仅来自中国艺术史领域，而且来自西方艺术史、历史、宗教、科技史、地理史、文学史等领域，还希望对数字艺术史研究方向有兴趣的学者，把CIT的词汇和图像作为一个原始数据集，运用当代数字人文技术，开展艺术史课题的研究。

“中国图像志索引典”项目主持人、V&A博物馆 中国藏品高级研 究员及策展人张弘星。（图片来自英国V&A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 OCAT Institute, Beijing）

我个人十分感兴趣的是，除了CIT项目之外，您个人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什么？现在是您理想的学术状态吗？如果再次选择，您依然会开启这段“美好又孤独”的艺术史旅程吗？

张弘星：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是我理想的学术状态，但这个项目让自己觉得很充实，内心很宁静。CIT的构建仍然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加上博物馆的日常工作，估计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太多的可能涉猎其他研究方向。我和我的团队目前正在尝试用数字人文学科的“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技术对中国图像志象征类型做一些初步分析，也希望将来能够利用CIT资料和数据展开更多图像志领域的研究。另外，数年前曾开始着手翻译的ICONCLASS现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希望将来能够找到年轻的学者一起合作把它完成。

每天上下班时刻，当独自一人穿过博物馆展厅，时常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觉得能够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精心构思制作出来的各类艺术品朝夕相处，是非常幸运的。如果再次选择，在博物馆里从事艺术史工作一定还会是我的首选。

[1] 《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美]欧文·潘诺夫斯基 著，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5月，第4页。

[2] 受控词表是信息科学领域的专有名词，它指由词表设计者精心选择的一系列词汇和短语，供编目员标引文献时选择使用。使用受控词表旨在减少自然语言固有的歧义问题，保证标引的一致性。

（本次采访的主要内容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3期，感谢OCAT研究中心对本采访的帮助和支持）

本文授权转载自信睿周报（ID：TheThinker_CI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