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平 | 水上漂来的城市：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

倪玉平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项目主持人。出版有《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1644-1911》《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等学术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

光明讲坛第261讲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以杭州为起点，以北京为终点，全长1797公里，自南而北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古代修建大运河的主要目的是把物资从南方运到北方，而我国地势北高南低，如何利用人工河道把大量物资从地势低的南方往地势高的北方运送，我们的祖先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他们利用沿线的河流、湖泊为大运河提供水源，同时在大运河上修建了很多的闸、坝以及各种配套工程，逐级提升水位。可以说，大运河是人类工程的奇迹，是中华民族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奇迹，也是中国古代科技成果集中展示的地方。

大运河开凿之后，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和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被誉为是政治之河、经济之河和文化之河。作为明清时期国家首都的北京，更有从中受到巨大的滋养，甚至有“北京是大运河上漂过来的城市”的说法。

明代重建北京城

北京作为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公元前1045年起，北京城为蓟、燕等诸侯国的都城。秦汉以来，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重镇，名称先后称为蓟城、燕都、燕京、大都、北平、顺天府等。五代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的地缘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此前北京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而且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区，城市职能以军事为主，加之经常成为战场，经济和商业并不发达。公元938年，辽朝以北京为陪都；公元1153年，金朝以北京为中都，北京的城市职称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地位大为提高。

元朝定都北京并称之为大都，当时城市格局呈长方形。元大都经济繁荣，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派徐达北伐，率军攻下大都。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考虑到已经选定南京作为首都，而大都的建筑规制远超南京，会在事实上形成“僭越”，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并下令拆毁宫殿。时任工部郎中的萧洵奉命到北平巡视，他目睹了元故宫的美丽深邃、流辉溢彩，并在《元故宫遗录》中做了如下记载：“凡门阙楼台殿宇之美丽深邃，栏槛琐窗屏障金碧之流辉，园苑奇花异卉，峰石之罗列，高下曲折，以至广寒秘密之所，莫不详具该载，一何盛哉！”

后来，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帝位。考虑到北京的战略地位，“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二），最终于永乐四年闰七月（1406年），朱棣下诏从次年开始重新修建北京城。

修建北京的工程得到了全国的大力支持。永乐四年朝廷下诏从全国征集木材和砖瓦，“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督军民采木”；命泰宁侯陈珪、北京刑部侍郎张思恭“督军民匠砖瓦造”。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工匠和军士，“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俱赴北京听役”。明朝甚至还从国外征集能工巧匠，征“交阯（越南）诸色工匠七千七百人至京”（《明太宗实录》卷七一）。

兴建北京城耗费巨大。为将湖南一带的木材运至北京，朝廷派“十万众入山辟道路，召商贾，军役得贸易，事以办”。修建皇宫所需的砖瓦，“在外临清砖厂，京师琉璃、黑窑厂，皆造砖瓦，以供营缮”。永乐六年（1408年），朱棣“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自南京抵北京，缘河巡视军民运木造砖”（谈迁：《国榷》卷一四），对运输和工程进度进行监督。《利玛窦中国札记》也记载：“经由运河进入皇城，他们为皇宫建筑运来了大量木材、梁柱和平板…这样的木排来自遥远的四川省，有时是两三年才能运到首都。其中有一根梁就价值三千金币之多，有些木排长达两英里。”可以说，通过大运河的沟通连接，大量建筑材料和人力资源源源不断输入北京。

从永乐五年（1407年）开始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结束，修建紫禁城和扩建北京城的工程得以竣工。同年十一月，朱棣“以迁都北京诏天下”，次年正月“奉安五庙神主于太庙。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大祀天地于南郊”，标志着北京再一次成为中原王朝的首都。

为了不超过南京城的规模，朱棣把元大都北城墙向南缩小五里，弃用安贞门、光熙门，新建德胜门与安定门。朱棣这次营建紫禁城，还为整个北京城确立了一条由北而南的中轴线。原来环水而筑的金元皇宫，改称“西苑”“西海子”，作为皇帝的避暑行宫。明世宗时，又在“西海子”上建造起南北两座汉白玉桥，南面蜈蚣桥之南为“南海”，北面的金鳌玉桥之北为“北海”，两桥之间的狭长水面为“中海”。明代最初的北京城基本上是正方形，嘉靖时期，在北京内城的基础上修筑外城，使北京的布局情况变成“凸”字形。清代的北京城沿袭明代格局，基本未作改动。这座全新的建筑群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

运河与北京经济

中国古代有修建运河的悠久历史。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修邗沟，以实现争霸目的。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了东西走向的隋唐大运河。因为隋朝的灭亡与此直接相关，唐代诗人皮日休还特意写诗《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元朝建都北京，元世祖忽必烈为加强控制和方便从南方征集物资，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派郭守敬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经过一年的时间，最终完成全部工程，定名为通惠河，京杭大运河的框架最终确立。

为保障北京的交通便利和粮食供应，在修建北京城时，明廷也开始着手疏浚河道。永乐九年（1411年），朝廷重修会通河和通惠河。运河开通后，交通便利，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大都通过大运河进入北京，甚至远达广州的商品也能出现在北京的市场上，“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明代北京重新恢复了全国商品集散地的地位。（谢肇淛：《五杂俎》卷三）

伴随着物资运送，大量的人口也由南往北迁移。“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营卫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于慎行：《榖山笔尘》卷一二），这些外来的人口，或是从事私营手工业，或是外地商人，极大促进了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正统年间，明廷规定“原籍千里之外不能还乡者，许各所在官司行原籍官司照勘，原系军民匠籍，照旧收附”（《大明会典》卷二十），大批的外来人口便附籍于北京。正统十三年（1448年），北京城市人口已达到96万，若算上顺天府所辖各县，人口已突破219万。

这一时期的北京城，市场按专业进行分工，有米市、羊市、猪市、果子市、粮市、煤市、花市、油市等等。由于北京盛行“前店后坊”的经营模式，因此还有许多同行业的作坊集中于一个地点，形成了帽儿胡同、当铺胡同、棺材胡同、钱市胡同、煤铺胡同等专门的胡同市场。

北京是文化中心，城内有大量官员、文人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对书籍等商品有很大的需求，书籍由此成为北京市场上的重要商品，“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耳。”北京书市平日里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辰门之西”，因为该地区是朝廷衙门集中所在；每逢会试时，则“列于场前”，供来京考生购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北京市民养花之风盛行，花卉也成为明代北京的特色商品。每至四五月时，“市上担卖茉莉，清远芬馥”，即使在冬季，花商仍“盆盎种丁香花，花小而香，结子鸡舌香也”。由于“丁香花不堪翦佩”，茉莉花是北京市民普遍喜欢的品种，“雅客以点茶，妇人以耀首，为用百端矣”。（史玄：《旧京遗事》卷二）全年任何季节，商场上都有鲜花出售。鲜花点缀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

清初入关，经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北京从明末的战乱中恢复过来，城市得到稳步发展。康熙二十年（1681年）时，北京地区人口已达164万余人。到了十八世纪，北京城市人口进一步增加。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认为，当时北京城市人口远远超过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他引用马加良恩斯神甫的话：“这座城市居民数量之多，我不敢说出确数，说了也无法相信。旧城和新城的每条街巷，无论大小，无论位于中心还是僻处一隅，莫不住满了人。各处人群之拥挤，我们欧洲只有集市上和宗教游行时的盛况差堪比拟。1793年北京的面积远不如伦敦，但人口是伦敦人口的二到三倍”。（布罗代尔：《15—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664页）人口增加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也带了巨大的消费能力，促进了商业发展。

随着分工的精细化，形成了以市场商业买卖为主导的城市功能区域。崇文门外商业街区是行业较集中的地方。这里中药栈多，药铺主要是门市零售，而药栈是药材的大宗批发，不做零售买卖。与药栈相似，酒市也在这一区域。不论大饭庄、小饭铺还是酒缸等，都到崇文门外大街来趸酒。五金行大多数也集中在崇文门外一带。还有专业批发的粮食市、菜市、果子市、骡马市等专业市场。当时的谚语称：“东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鱼花鸟。”首善之区，求名利者，莫不云集。首都城市对人的吸引力是无限的。“北京控制着整个帝国的资源，既输入了货物也输入了人。输入的货物有金、银、铜、珍珠、玉石、精美丝绸、瓷器、皮毛、贵重药材当然还有武器和粮食，全都流入京城。”（韩书瑞、罗有枝：《18世纪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专业市场的形成并且专营批发业务，说明当时北京城的商业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清代北京每逢会试之时，各地数万考生聚集于京，这些人有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北京商业的发展。“京师买卖，逢乡试会试年尤盛”，“休言刻下无生意，且等明春会试来”。（得硕亭：《草珠一串》）很多北京的居民做起出租房屋的买卖：“每春秋二试之年，去棘闱最近诸巷，西则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南则裱褙胡同，东则牌坊胡同，北则总捕胡同，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每房三五金或十金，辄遣妻子归宁以避之。”通过给出租房起一个吉祥的名字来获取额外的利益，是一种相当高明的做生意手法。每当此时，“东单牌楼左近，百货麕集，其直则昂于平日十之三，负戴往来者至夜不息。当此时人数骤增至数万，市侩行商欣欣喜色”（震钧：《天咫偶闻》卷三），商人们大获其利。

明清时期，运河沿岸的八个省份每年要向北京提供300万~400万石的粮食（漕粮），供皇室亲贵、官员、百姓、兵丁等食用。漕运对于北京的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除了稳定供应北京粮食，还携带其他商品至京贸易。乾隆年间，允许漕船回空时携载黄豆、瓜果、麦子等农作物，每条漕船的运载量上限为60石，雍正七年（1729年）时增至百石，嘉庆四年（1799年）增加为150石，这些携带的货物（土宜）都是免交关税的。同治五年（1866年），进一步规定回空漕船可以携带成本银500两的货物。从南方运往北方的商品，主要有棉布、丝绸、茶叶、木材、纸张、瓷器、铁器等；从北方运回南方的则主要是棉花、干鲜果品和土宜。清代每年有6000多条漕船行运，由此不难想见，当时每年在运河上往返商品的数量之巨。

除了漕运，运河还要运送一些特殊的贡品。鲥鱼、杨梅和枇杷等江南新鲜物品，是明皇帝与宗室最喜欢享用的食品，运送的船只称为贡鲜船只。清朝的嘉庆皇帝也非常喜欢吃槟榔。贡鲜船在运河上行走时，不限时间，船到即须启闸。另外，朝廷每年还要从云南往北京输送大量的铜，以制成铜钱供百姓流通，这些船只的数量也非常多。

明清时期，南北经济交流频繁，京杭大运河是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明代全国八大钞关中，除九江关为长江关外，其余七个均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河西务（清时移至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天启年间，运河七关商税每年收42万余两，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90%左右。清代商税收入进一步增加，运河沿线各关的税收已增至140余万两。关税大致按商品价值的2%~5%征收，由此也可倒推清代商品贸易的总量。

清代北京有四个税关：崇文门、坐粮厅、左翼和右翼。崇文门税关的地位非常重要，照例由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兼任税务监督。崇文门所收关税以茶、酒、烟、布等商品为大宗，数量常年保持在30万两的水平。位于通州的坐粮厅也很重要，“悉系南来货物及粮麦猪酒等税”（《明清档案》，档案号A97-118），主要根据货物的价值，分为落地、起京计数科税。如果货物在通州地区销售，会征收货物价值的8%；如果运往北京，税率为3%。1776年，朝廷更改坐粮厅的税率：谷米按石征税，牲畜按数量征税。左翼负责北京东部安定、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左安六门的税收，右翼负责北京西部的德胜、西直、阜城、西便、广安、右安、永定七门的税收。除征收商税外，左右翼还征收北京东部和西部的房地税银（房产交易税），每年税收各有数几百两至千余两不等，由此也可直观感受当时北京房产交易的盛况。

大运河与政治、文化

康熙南巡和乾隆南巡是清代政治史中的标志性事件。两位皇帝先后共12次南巡，对于稳定江南政局，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南巡跨越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往返的水陆里程3000余公里，每次历时都在100余日。康熙、乾隆南巡过程中，都以视察民情、治理河道为重要目标。为了笼络江南士人，弥合民族矛盾，康熙十八年（1679年）、乾隆元年（1736年）曾分别举行了博学鸿儒与博学鸿词，以促进满汉统治阶级合流。除了在北京开特科，康熙和乾隆皇帝还多次在南巡时召试诸生，给予功名，对于江南士人认同清王朝的统治，同样发挥了一定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朝廷政令通过大运河，快速向南方各省发布，南方大员也经大运河把治理信息源源不断向中央输送，大运河成了政治统治的有力纽带。“东南之地河道繁多，例设水驿”，设水驿最重要的目的是“奏赎、公文俱归递送，欲使之从速而不至失误也”（《清朝续文献统考》卷三七五）。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的水路四通八达，均设船以供差使。军队是维护王朝统治的柱石，运河是明清时期调防军队的重要通道，尤其是派军队前往江南地区，运河一直是首选。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规定，“出征官兵及驻防外省官兵，由水路前往者，按人数拨给船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九五）

大运河对中外交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利玛窦从南京坐船沿运河前往北京，沿途经过许多城市，留下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日本、朝鲜也有许多使臣、官员、商人从杭州前往北京，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鲜官员崔溥，他从杭州到北京，回到朝鲜后写下了《漂海录》，其中有许多关于运河的记载。大航海之后，西方人不断来到中国，大多经由大运河与朝廷进行交流。荷兰使臣约翰·尼霍夫，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斯当东、阿美士德等人经运河返回南方出海，大运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荷使初访中国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阿美士德使团出使日志》等，成为今天研究中外关系以及大运河的重要史料。

大运河与明清时代的文化艺术繁荣也密不可分。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都和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施耐庵是江苏人，他在江阴写出《水浒传》，最后死于淮安，这些地方都是运河上的重要城市；而《水浒传》所描述的水泊梁山，也是大运河的重要水源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但长期往来于江浙一带，尤其是苏州、杭州。《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出生于淮安，从小在运河岸边长大，川流不息的运河和四方交汇的风土人情，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源泉。《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大运河关系更为密切：他的祖父曹寅担任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曹雪芹在江南度过了很长时间的锦衣玉食生活。后来家道变故，曹雪芹经运河回到北京，在饥寒交迫中创作出了不朽的名篇。此外，明清时期的很多小说也都受到了大运河的影响。《三言二拍》描写了很多运河沿岸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就是生活在大运河沿线的清河县。

大运河也是当时的客运之河，大量的文人墨客通过运河进京赶考、谋求生活，他们的所见、所想、所思都通过诗词歌赋、杂记日志等形式作品保存下来。《熙朝新语》卷七记载：康熙八年（1669年），浙江德清蔡状元启僔京赶考，经过淮安山阳县时，科举同年的山阳县令拒绝接见，令门人“查明回复”。次年蔡启僔高中状元，特意作诗：“一肩行李上长安，风雪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须向榜头看。”更巧合的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蔡启僔的侄儿蔡升元也高中状元，于是又有诗：“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间两状元。”一时成为美谈。

大运河滋生的艺术作品也非常多，尤其是徐扬的《姑苏繁华图》（又称《盛世滋生图》），用了24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全画长1225厘米，画有人物12000余人，房屋建筑约2140余栋，桥梁50余座，船只4百余，商号招牌2百余块，描绘了乾隆年间苏州的繁盛，被认为是继《清明上河图》之后的又一传世杰作。

大运河的开凿，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统一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被誉为政治之河、经济之河、文化之河。回顾北京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京杭大运河为明清时代北京的繁荣作出的不可磨灭贡献。当然，明清时期的北京主要是商业性、消费性的城市。正如利玛窦所说：“人们说北京什么也不生产，但什么也不缺少。”大运河的存在是依附于北京作为都城的需要而存在的。一旦北京无力维持这种需要，大运河的功能便受到影响。晚清大运河开始丧失功能，运河沿岸城市逐渐衰落，北京也受到了巨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定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再次焕发出活力。现代的北京已经不再单纯依靠一条大运河，而是全方位发展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积极推动工业、金融、互联网、文化旅游等各项业务的综合发展。当前，京杭大运河沿线正在全力打造生态经济带，这将开启北京以及大运河历史上的新的一页。

光明讲坛工作室出品

制作：陈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