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漫画不只“大闹天宫”，更嬉笑人间 | 张光宇诞辰120周年

1961年版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在中国电影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存在。此后，《西游记》虽不断被改编和翻拍，但始终无法撼动《大闹天宫》的经典地位。因而，在它上映半个世纪后，陈道明、陈凯歌、张国立、陈佩斯、周迅等一众大腕明星愿意为之 重新 配音，将其制作成3D版本，向其致敬。

当年，在《大闹天宫》成功上映后，多数人只道是电影导演万氏兄弟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功劳，却浑然不知美猴王等经典角色的造型从何而来。为此，万氏兄弟特意致信设计者张光宇道歉，并表示“你才是《大闹天宫》创作者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位隐身于《大闹天宫》背后的美术设计，在近代中国商业美术界所承担的角色，就像在动画电影《大闹天宫》中一样不可替代，却鲜有人知。

张光宇的长子张大羽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父亲有众多身份头衔，但他最看重的还是‘艺术家’的身份，他对艺术是很认真的，他认为艺术家是最高尚、最神圣的职业。”

张光宇（1900—1965），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现代中国装饰艺术的奠基者之一，江苏无锡人。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部画月份牌年画。后与他人创办东方美术印刷公司、时代图书公司，编辑出版《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独立漫画》等杂志。出版有《民间情歌》《西游漫记》等作品，并创作了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图为张光宇自画像。

张光宇作为漫画家笔尖辛辣、针砭时弊，连于右任也逃不过他的讥讽；他作为设计师风格前卫、融汇中西，张仃主持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就是他提供了决定性建议；他作为出版家创办《十日谈》、《时代》画报、《时代漫画》等多本杂志，开沪上艺术界之先河；更不用提他在电影美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漫画家廖冰兄曾说：“这样一个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筚路蓝缕者，这样一个富于创造力的画家，即使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仍然在有意无意之中蒙受他的遗泽。你或许应该超过他，但你无法绕过他。”

2020年，是张光宇诞辰120周年，他的名字和作品值得被更多人记住。

五年前，张光宇研究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唐薇和丈夫黄大刚历经十余年整理编撰的《张光宇集》得以出版，不少尘封多年、散佚各处的经典画作终于重新展现。五年之后的今天，在《张光宇集》的基础上，唐薇和黄大刚夫妇又整理出一套四册的《张光宇小集》，收录了张光宇近500幅画作，以及夏衍、黄苗子、张仃、廖冰兄、叶浅予、丁聪等人对张光宇的回忆文章。

唐薇向记者谈起这套小集的特点，“其一，小集里的内容属于张光宇各时期最重头的代表作，甚至可以说是他艺术生涯中最突出的；其二，这一批作品是最大众化的、公众最容易欣赏的，文学性更强；其三，它的整个基调是明亮而美好的，能让你看到克服了困难、充满希望的未来。”

《张光宇小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20年2月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肖舒妍

1

“他不是在学西洋，他不是要做逆子”

张光宇的作品中，有些单凭插画，很难猜出它的创作背景。以《民间情歌》的一幅作品为例——画中男女的穿着打扮像是民国时期，动作姿态又像是欧洲宗教画；画面中是洗脸盆、架子床等典型的中国物什，可这全然不符合透视原理、所有家具都不在一个平面上的画法，又有些现代主义之父塞尚和毕加索的味道。再配上热烈、质朴的小诗，虽然怪异，却强烈、生动、充满生命力。

这种作画风格被陈丹青概括为“毕加索加城隍庙”，可谓一语中的。陈丹青说：“他不是在学西洋（与留洋一辈相比），他不是要做逆子（与新国画前辈相比），他是上海滩头的弄潮儿，潮头所向，潮头所及，总有创意在——他的创意，就是当年商业美术的潮头。”

虽然有《大闹天宫》珠玉在后，张大羽却坚持认为，“父亲最好的作品就是《民间情歌》，是民间的，也是民族的。”

《民间情歌》插图。

创作《民间情歌》时，生于江苏无锡的张光宇已经在上海工作生活了二十余年。他13岁就被外祖父送到上海钱庄当学徒，但这孩子当了一年学徒，不爱数钱，倒迷上了到附近的上海新派京剧院看演员画花脸。看得久了，他仅凭记忆就能把脸谱一张张画出来。剧院的名武生张德禄看出了张光宇的天赋，不仅对他特别关照，破天荒许他坐在衣箱上画画（旧戏班迷信衣箱上不许坐人，否则会触怒祖师爷），还把他介绍给上海美专教授、“新舞台”置景主任张聿光学习绘制布景。这才有了张光宇之后近50年的艺术道路。

据张大羽回忆，张光宇年轻时不仅爱看京剧，还爱唱上几句，有时起了性子还会客串上台演出，不过他自知毕竟没有功底，只能玩玩而已。

青年时期的张光宇。

张光宇的艺术生涯由京剧布景而起，民间艺术的特色则伴随了他终身。在《民间情歌》的自序中，张光宇写道，“我从这里（指民间艺术）看出艺术的至性在真，装饰得无可再装饰便是拙。民间艺术具有这两个特点，已经不是士大夫艺术的一种装腔作势所可比拟的。”

借着对民间艺术的热爱，张光宇也对民间文学，尤其是其中的民间情歌产生了兴趣，“它的好处，就是能写出真情实意，比诗词来得健美活泼，比新体诗更来得勇敢快捷，便是冯梦龙所说的‘但有假诗文，却无假山歌’是也。”

《民间情歌》内文图。

由此，在收藏“民间艺术”画册和泥塑木雕之外，张光宇也开始记录收集口口传唱的民间情歌。唐薇曾经对《民间情歌》的文本进行过考证，发现张光宇曾收集了多种民间歌谣，极有可能是在此基础上自己选择、编辑，甚至“翻译”了部分原生态的民歌作为《民间情歌》文本。

1934年，感受到上海的动荡时局，满含着爱国激情的张光宇从原先供职的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离开，与友人邵洵美等人创办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时代漫画》《万象》等杂志。《民间情歌》的插画创作也随之正式展开，在1934年1月《时代漫画》的创刊号上开始连载。

唐薇在书中特别提出，“有人说，光宇先生的作品中有一种‘女性视角’，早在20世纪20年代，光宇先生的新仕女画中就出现了女摄影师和女电影导演，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存在。而到了《民间情歌》，已经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对真和美的讴歌。”

张光宇《孔雀公主》

张光宇画中的前卫观点和女性视角，也许和当时上海的社会风潮不无关系。其时上海何其摩登？《良友》杂志的创刊比美国《生活》杂志早了十年；东京人要想及时看到好莱坞的新电影，须坐船到上海。张光宇深刻影响了叶浅予、丁聪、黄永玉、韩美林等一大批画家，开辟了中国现代美术新路，是“一代漫画家的领路人”。

只可惜30年代后期，狼烟四起，张光宇主编的刊物也一一夭折。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张光宇带着全家仓皇出逃香港，就此离开了他的创作港湾——上海。

2

“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疯狂相，

毕竟倒在漫画家的笔尖下”

八年抗战期间，张光宇带着家小辗转香港、重庆、桂林等地避难的同时，也着手主编《抗日画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正如漫画家兼好友黄苗子多年后回忆：“战火和政治逆流，就这样把一个从小迷恋色彩瑰丽的画家，从象牙之塔中赶出来，逐渐改造成为一个为祖国为人民而拿起笔杆的斗士。他用忧伤的感情观察时局，用同情的态度对待请愿学生，用轻蔑的笔调嘲弄那时的当权者。”

1944年，张光宇从桂林随大批难民辗转来到重庆。一路条件艰苦，沿着人称“见鬼路”的黔桂路线狼狈入川，但他仍抓紧一切机会创作。几支铅笔头、几罐马利水彩，再加一个调色盒，就是全部工具。纸张稀缺，他捡到几张废纸就用来速写。就这样，张光宇画出了一批描述老百姓逃难途中流离失所惨状的作品。

漫画《黄鱼熟白骨香》。

漫画《窈窕淑兵》。

《黄鱼熟白骨香》，描绘了几个牛头马面的大兵，张牙舞爪，手持插了黄鱼的鱼叉不够，还要拎起一条黄鱼，让它吐尽钱财，再扔到已经堆满鱼的大车。这背后，是当时沿途的交通官员贪污受贿，硬把旅客塞进运输卡车（即“带黄鱼”），不顾超载造成车毁人亡事故的悲惨事实。而《窈窕淑兵》把所谓“壮丁”和枪杆放在天平两侧，瘦骨嶙峋的士兵加上空空如也的饭碗，还远不如一杆枪来得重，暗示了重庆政府克扣军饷导致士兵骨瘦如柴。

唐薇编辑画册时，曾查阅1945年前后描述黔桂路线的报刊文章。文章中反复提及战乱时的逃难场面：一轮飞机轰炸之后，路上扔满被丢下的行李，衣服包裹着死人，人间地狱般的场景就和张光宇画中一模一样。“这对他来说也是前所未见的经历，所以他才说，心里被塞得满满的，满满的愤怒。”

“国家不幸诗家幸”，当时的重庆成为了全国漫画创作最为活跃的城市，各地漫画家在此聚集。张光宇同叶浅予、廖冰兄等好友共同举办了“八人漫画联展”，用300余幅漫画作品批判、揭露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荒淫无耻生活。

依然无法抒发所见所感带来的心中愤懑，张光宇画下了《西游漫记》，借来《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四人，以章回的形式，通过六十幅作品尖锐深刻地直指当时社会现实的各方面。

《西游漫记》中，西游记原班人马去西天取“民主真经”，沿途所遇国家其实都是现实化身：“纸币国”种着一棵能长出纸币的大树，一摇树干便淅淅沥沥飘下纸币，暗指重庆政府大量印刷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埃秦国”特务横行，毫无疑问就是翻版的国民党特务；到了“梦得快乐城”，亭台楼阁都建立在氢气球上，“表示专供上层阶级的人士逍遥快乐，平民不得语焉”，活脱脱就是国民党上层领导醉生梦死、贪污腐败的丑态；大剧院中上演着假大圣训练众猴儿“三弗主义”的情节——“非礼弗视，非礼弗听，非礼弗言”，气得真悟空勃然大怒，“一跟斗跳上舞台，把那假大圣一顿拳脚打得半死”，亲自上阵，建设了一座现代化的花果山……

《西游漫记》内页：“唐三藏再上取经途 朱八戒巧遇摇钱树”。

《西游漫记》内页：“真悟空怒打假悟空 旧猴国顿改新猴国”。

《西游漫记》结局，三头恶龙被孙悟空用照妖镜照出原形，原来是德意日法西斯。

张光宇说：“这是一个漫画时代！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疯狂相，毕竟倒在漫画家的笔尖下，这个时代过去了吗？没有！……不过我们的笔尖，终能为你们写下结局，而完成时代的使命！”

黄大刚曾听张光宇的妻子汤素贞说起，张光宇是“脑袋挂在裤腰上画的《西游漫记》”。当时，已经在重庆北温泉落脚的老友叶浅予、廖冰兄等人邀请张光宇同来暂住，还为他们一家找到了一间寺庙的客房。张光宇暂时得到喘息，开始在一家数口嗷嗷待哺的日夜里创作《西游漫记》。

没想到寺庙隔壁住的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特务发现张光宇在创作讽刺国民党的漫画，就天天提着枪在门外破口大骂，好让他无法专心。寺庙里条件简陋，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张光宇就拿块木板架在装行李的木箱和铺盖上，权当画案。就这样，四个月画出了六十幅漫画。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庆中苏友好协会为《西游漫记》举办画展，大受欢迎。展览期间，国民党特务为了捣乱，趁人多偷走了其中一幅作品。为了不影响展览效果，张光宇还连夜赶制了一幅补上。

《西游漫记》中，被孙悟空降服的军民。

回头来看，唐薇认为《西游漫记》之后，张光宇进入了艺术创作的鼎盛期，不仅在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上达到了炉火纯青，更是积累了大量的、剧烈的生命体验，“应该说一个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出现特别好、留得住、打动人心的作品，他必然经历了生活上、情感上重大的震荡”。

1946年，张光宇终于回到上海，本想再次展出《西游漫记》，却迫于不断加强的政治压力取消了画展。此后《西游漫记》的再次面世，已经是十年后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展览了。

3

巅峰之作《大闹天宫》

背后的创作故事

1947年，张光宇带着《西游漫记》的画稿再次来到香港，在大中华电影制片厂担任美术部主任，工作内容是电影布景设计。

工作之余，张光宇念念不忘将《西游漫记》拍成动画，为此做足了所有前期准备——他的办公室里设计了制作动画的必要工具，安排好角色和分场，还请了漫画家廖冰兄帮忙。可惜的是，当时各方面条件都不足以完成动画的拍摄。

一直等到50年代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计划拍摄《大闹天宫》，顺理成章地找到了张光宇进行美术设计，才算圆了张光宇半个梦。尽管《大闹天宫》并不等同于《西游漫记》，但它给了张光宇一个机会，达到另一座艺术高峰。

据张光宇子女回忆，当时父亲已经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正是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最繁忙的时期，也是他身体最劳累并面临崩溃前不久，但对于导演的请求，张光宇还是不辞辛苦一口答应下来。

他住在上海美术制片厂为他安排的住处，从早到晚笔耕不辍。据他的日记记载，护士每天上门为他测量血压，工作期间他常常是顶着高达220mmHg（正常值为90-139mmHg）的血压作画。每个角色的稿子都要反反复复画上好几稿。

黄苗子曾记录当时的情景，几个朋友到他屋里探望，总要被他拉住问长问短征求修改意见，孙悟空的造型改了又改，最后改出了三个版本拿给导演万籁鸣挑选。“那时，我的孩子冬冬刚看了《大闹天宫》回来，他们一老一少就在院子里讨论起来。看情况，冬冬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片子太短。” 黄苗子说。

张光宇为《大闹天宫》设计的孙悟空形象。

张光宇为《大闹天宫》设计的哪吒形象。

《大闹天宫》中哪吒、杨戬等角色的造型，基本都是从京剧演化而来。孙悟空经典的“心形脸”，又是提取了京剧和地方剧的传统脸谱特点，再加以变化，使之更适合于美术片呈现。玉皇大帝的造型，则是从无锡民间版画《灶王菩萨》得到灵感。

“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是谁，但又和原来不一样，‘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这才是最好的东西。”黄大刚认为，《大闹天宫》的人物造型之所以成功，除了张光宇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之外，还在于他对于大众心理的深刻体察，能运用民间艺术中耳熟能详的象征元素。

《大闹天宫》分为上下两集制作，分别完成于1961年和1964年。下集拍摄完成后由于文艺政策的变化，影片的全本没能够公映。直到1978年，全本的《大闹天宫》才终于得以公映，并延伸至海外。据不完全统计，这部影片除了在国内多次放映外，还曾向44个国家和地区输出、发行和放映，并获得伦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葡萄牙菲格腊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等系列国际奖项。

黄大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大闹天宫》拿到今天看，它的制作技术肯定已经落后了，但是它的造型，就像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你可以向它学习借鉴，再开启一个新领域，但它本身真的很难超越。当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已经有很多优秀的美术片，但《大闹天宫》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没有之一。”

4

为了不该被遗忘的大师

1978年《大闹天宫》全片在电影院重映期间，画家丁聪在电车里偶然听到两个青年的谈话，一个说：“《大闹天宫》的人物设计真叫棒，你看过没有？”另一个答：“我看过，真美！这种漫画式的夸张造型才叫艺术呢！片头上写的设计人的名字叫张光宇，没听说过，大概是个新人。”

丁聪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又气又喜”，“气的是张光宇这位当代极有影响的老漫画家和装饰画家，竟不为今天爱好艺术的青年人所知；喜的是张光宇的艺术成就，终于能重见天日，而且受到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喜爱”。

确实，张光宇被人们遗忘太久了。

张光宇1930年自拍。

1965年，张光宇因病去世。次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并延续十年，于是他的艺术成就在十年间无人提起，他的画作也散佚四处再难收集。“文革”过后，和张光宇同时代的画家好友们再度相聚，其中至少有三位他的好友在监牢里度过了五年以上时光，但他们“舐着受的伤又起来战斗”，如黄苗子、张仃等画家又拿起笔创作到新世纪，重新发挥自己的艺术价值。张光宇却永远地失去了这个机会。

“光宇到底是过早离开我们的队伍了。”当代画家、散文家黄蒙田在《回忆张光宇》一文中喟叹。但朋友们终究没有放下张光宇，他们始终惦记着为张光宇出版一套作品全集并为之四处张罗。

黄大刚记得，最早想出《张光宇画辑》是“文革”之后，叶浅予、黄苗子、张仃推荐给香港出版，张家子女用相机翻拍作品的照片寄到香港。“都走到哪一步了呢？”黄大刚说，“版面都画出了，色标都做好了，钱没了着落。后来张仃找到一笔钱，想要做，但出资人又出意外去世了。”以至于过去的半个世纪，这位众人口中高山仰止的“老大哥”，几乎仅仅活在年迈师友的记忆文字里。熟悉张光宇艺术的人们也相继离世。

2005年，在黄苗子、郁风两位先生鼓励下，唐薇从头开始研究张光宇。在这之前，唐薇是清华美院壁画系的老师，一直潜心创作和教学，不涉及艺术理论研究。但对《孔雀公主》《神笔马良》“过目不忘”的唐薇，带着对张光宇的崇敬，从此钻进了书堆里。

一开始，唐薇想着做一本画册，最多花上两三年时间，却没想到一开始着手梳理，像滚雪球一样，线索一点点延长、纵深，最后用了整整十年。2015年，在张光宇逝世五十周年之后，集合了2600幅作品的《张光宇集》才得以问世。

编撰期间，黄苗子在2012以百岁高龄辞世，去世前将“中华艺文奖”获奖所得一百万，悉数捐给人民美术出版社用于张光宇全集的出版与推广。黄苗子说，“此奖应属引我上路的张光宇兄。”

《上海漫画》封面。

唐薇获得的第一份材料就是黄苗子提供的。这份影印版的《上海漫画》周刊合集，唐薇花了一整个元旦假期整理。“我把两大本周刊摊在地板上，我就在地板上趴着，翻到张光宇的作品就一股劲儿只顾着记，哪一页有哪幅画，弄到最后发现，翻出了一百多张画。”

2007年4月，郁风先生仙逝，在最后的日子里，她不断催问《张光宇画辑》编好没有。此后，黄苗子的健康恶化，长期住院，唐薇在收集整理方面有什么新收获就拿到医院告诉他，“老先生一看到就会特别高兴，也许那天中午的饭就能多吃两口，我现在想起当时的场面，眼泪就要出来。黄苗子先生、郁风先生他们一生都在惦记着张光宇先生艺术的传播和宣传。”

对于张光宇特殊的艺术史价值，老友叶浅予有独到的评价，“张光宇吸收的东西，是一般中国画家不吸收的，如绣像、插画、版画。中国传统的、民间的‘简练’，如若没有他的继承，说不定就会失传了。”为此，他痛心呼吁，“张光宇是属于全社会的，应该让社会给他应有的评价，对他的宣传刻不容缓。”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肖舒妍；编辑：徐伟。校对：李项玲。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