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反思

2020年7月10日，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北京高峰论坛以现场加连线的方式举行。本次高峰论坛由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贵州心悠然酒业提供战略支持，论坛议题围绕“继承创新：疫情下的中华文化使命”这一主题展开。

张立文国学大典北京高峰论坛演讲视频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先生以“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反思”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张立文先生从古今中外的不同角度，论述了自我认识、集体主义精神、自由与正义观、民主与平等、天下和合等思想观念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文化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凸显了其伟大的价值和魅力。而中华文化中“协和万邦”、“仁民爱物”、“兼相爱”等闪耀着先贤智慧的崇高理念，正是促进人类协作共赢的宝贵思想财富。

以下为演讲稿全文：

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反思

张立文

自然造化，惊天骇世。波澜汹涌，云烟明晦。思维万象，神遇华智。反思中西，中晶中莹。万众一心，团结抗疫。人类命运，共同一体。

一、认识你自己

当前，在人类从未遭遇的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共同灾难中，人们不能不反过来而思人类的行为活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神话、宗教、艺术的知识形态。反思是思维对存在的一种矛盾关系。哲学是反思的思维矛盾活动。反思一词，英语为Reflection，德文为Nachdenken。就其词义而言，与后思、反省、返回、反射、反映、映现，反复思考相关。中国讲“吾日三省吾身”地反思。在反思的思维的历史发展中，曾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呈现朦胧的、否定的、怀疑的、批判的反思实践活动。在多元实践活动中，人类以各种方式把握世界，并对世界作出各不相同的诠释。人们在检验思维矛盾活动的实践中，对构成思想的思想反过来而思，即以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所构成的思想为对象，揭示这些思想的内在的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关系，从而为人类敞开构建新思想、新思维、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致以广大的空间。

“认识你自己”是铭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箴言，它一直激励着哲学家、思想家智能创造的思维反思活动。在抗击新冠肺炎病毒中，人们在反思中西以及各种思维观念、思维方式不同时，就需要“认识思维自己”。“认识思维自己”就是把思维自己为对象反过来思，思维经反思而更清楚认识自己。黑格尔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1] 即以思想、认知、理论、逻辑等为思维自己认识对象，以便自觉能动地使思想自觉其为思想。

二、集体主义精神

反思以使思想自觉其为思想，便形成了一种主体的思维与客体的思维的关系。西班牙《世界报》记者切马·罗德里格斯专访NJF控股集团创始人妮可·朱克曼时问：“您曾在三大洲工作和生活，您认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国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朱克曼答：“要理解中国、欧洲和美国处理这场危机的不同方式，就有必要分析其中的文化差异。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共产党政府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之上，人民具备令人印象深刻的牺牲精神。在美国，个人利益受到更多的捍卫，他们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2] 一针见血地说明是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差分。集体的集字，见于甲骨、金文[3]。《说文》：“集，群鸟在木上也。从佳，从木。”桂馥义证：“《禽经》：‘独鸟曰止，众鸟曰集’。”《诗经·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集就是众鸟聚集一起，现代引申为集体，为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就是一种大公无私，一切是以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出发的思维，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思想。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意蕴集体主义德精神，集体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古时生产力低下，人的能力有限，人为了生存，必须群策群力，从而有集体主义思维的突破。荀子在探赜群体思维时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4] 人的能力不如牛马，如果要谋得人的生命生活延续的需要，获得维持生命生活资料的所需，必须集合集体的力量。怎么能集合集体的力量，就是能按一定分工关系组织起来。分何以能行得通？通过礼义的分工，使众人之间的关系得到和谐，和谐就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就胜物，而获得生活的物质资料。所以“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5]。人生唯有依赖群体才能生活，群体若无礼义的分别，人为个人利益而纷争，纷争、斗争就会打破群体的一定秩序而乱套，乱便会离散，由强变弱，力量衰弱就不能胜物，犹如当今不能战胜新冠肺炎病毒。荀子认为，唯有群，才能“裁万物，兼利天下”[6] 制裁、控制“物”，使天下都得到利益。

在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能单独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7]。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不能单独地存在，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家庭、村坊和城邦之中。村落和城邦组成是自然的、自发的[8]。这就是说，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人自然的、自发的不能单独生活，必须集体群居，因为人为生命生活而存在，需要很多东西，单靠自己不能自足，因而必须组成群体，构成村落、城邦，所以产生集体思维和集体精神。

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遗忘，代之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智性被个人利益至上所抛弃。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大段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9]等等。费迪南德·古恩伯格在其《美国文化览胜》中认为，“这些话是美国佬的一份自白，因而予以尖锐的讽刺。毫无疑问，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不妨停下来玩味一下富兰克林的这一席话。古恩伯格把美国佬的哲学概括为这么两句话：‘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期在必得的宗旨之所以奇特，就在于它竟成为具有公认信誉的诚实人的理想，而且成为一种观念，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10]反思资本主义精神，蕴含着血和泪。他们把刮油、刮钱增加资本本身作为公认信誉，人的理想和目的。并认为“尽可能地多挣钱”是一种“至善”伦理。这就是以个人资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维。资本主义精神说到底以个人主义、集团主义的资本利益为核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体现。

源远流长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文明的伦理道德精髓，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每个中国人的历史职责和担当，是中华民族虽经千难万险而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和根本基地。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是以个人利益至上为核心价值观，是以从牛和他人身上刮油和刮钱为至高的伦理观，个人主义是其一切活动和关系的宗旨和终始点。中华传统文化以集体主义为根基，体现为自由与正义、民主与平等、天下和合、共为一家的精神。

三、自由与正义

自由与正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极高明而道公正的生命力。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主管奥列格·巴拉巴诺夫认为，“可能存在的价值将与自由与安全的两难选择有关。冠状病毒大流行极为迅速地将这一难题置于公众意识的面前。快速推进的隔离措施限制了许多人权，在不少国，针对措施的可容忍度和边界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辩论……在一个风险社会中，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可能会朝向后者倾斜。”[11] 每个人的安全是否平等？“在美国，穷人社区正在以一种极为不平等的方式，经历着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少，那么被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的风险就越高”。[12] 自由概念在历史的演变中脱离了古希腊人所赋予的哲学意义。几百年来自由成为人们思想关注的中心，几乎没有那个思想家不以追求自由为目标。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自由概念是与共同体概念相联系。洛克作为自由主义开风气的人物，自由概念，则二分为以共同体善为基础，以及以个人权利为基础。卢梭则认为，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由的主人。这是从共同体概念出发的。[13]

自由概念表示人的社会活动状态和自己觉受的境遇。或认为自由是行为不受限制、约束的自我决定；或认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自己意志活动的权利；或认为自由是认识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自觉运用到实践中去；或认为自由表现为人的一种自主力、判断力和选择力；或认为自由表示人从社会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权利。凡此种种。自由是自觉的和自足的，它是一切行为所追求的，它是以共同体共同善为基础的自由。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是与人追求生存世界、意义世界与可能世界相联通的。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又不能不受生存自然、社会、人生必然性的背景的限制，及实现人生价值条件和客观必然性的制约，受价值理想、精神家园必然可能性的主宰。简言之，人作为自然存在者、社会存在者及精神存在者，对自由的追求是贯穿始终的，也始终与必然性保持着紧张，推动着人类在不断追求自由中完善自己，也在不断化解自由与必然的紧张中不断智能创新，将自由推致更高的阶段。

中华文明是一个致广大的自由天地。古代中华大地崛起了一个奇特的阶层，这就是士。在西周时士与宗法制度相联系，士是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父位为卿大夫，其余的诸弟为士，士的长子继为士，诸子为庶人。到了春秋战国时，便打破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士成为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群。一般来说，他们是具有仁者之心的忠义之士，是一批身份自由的人。孔子是一个有知识，多才多能的士。他智慧创新，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打破学在官府，而自己创办私学，打开教育大门，把教育普及到民间；打破教育受严格等级限制的不合理制度，主张“有教无类”，不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有平等地受教育权力，并不分国别，其学生不仅来自鲁国，而且来自齐国、陈、卫、吴、楚、晋、宋等诸侯国，具有一定“国际性”。既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招收学生，也不受出身的限制，贫民、工匠、贱人、鄙人、野人、刑徒，以及商人、贵族等都可以来学习。他自由地智能创造了儒家学说，成为当时百家争鸣中重要的一家。为了传播儒家仁爱思想，他周游卫、匡、蒲、曹、宋、郑、陈、蔡、楚等诸侯国，向各国君主宣扬儒家思想。孔子以其自由身，成为当时自由学者、士的代表。

战国时，诸侯与卿大夫养士成为风尚。最著名的有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齐国的孟尝君，以及秦国的吕不韦等。据载他们养士多达数千人。齐国有人叫冯谖的，贫乏不能自存，就去做孟尝君门下的食客。孟尝君问冯谖，您有什么爱好？什么本领？冯谖回答说：没有什么爱好和本领，孟尝君笑了笑，收留了他。住了没多久，冯谖靠在庭柱上，敲着佩剑唱道：“长剑回去吧，食无鱼！”孟尝君安排其食客之列，而食有鱼。没住多久，敲着佩剑唱道：出无车！于是出门有车。不久又唱道“无法养家！”孟尝君差人把食品给冯母送去。后来孟尝君出了一个通知，“有谁熟悉会计，到薛邑去收债？”冯谖说，“我能”。于是他收集行李、装载票据去其封地薛邑。冯谖临行时，向孟尝君告辞说：“债收齐了，买些什么回来？”孟尝君说：“视吾家所寡有者。”冯谖到了薛地，叫地方官召集该还债的百姓，都来验对票据，验对毕。冯谖自作主张，假托孟尝君之命，宣布该收的债统统赐给大家，把票据烧了，老百姓高呼“万岁。”冯谖回来后见孟尝君。孟尝君问：买些什么回来？冯谖说：“您说看家缺什么就配什么，我看宫里积满了奇珍异宝，内室住满美人，厩里养满了骏马。您家就只缺少‘义’，所以我替您买‘义’回来了。”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冯谖虽假托孟尝君的话，但说明士有自由的、独立的处理一定事务的权力，他数次弹铗，唱曰：长铗归来乎！也说明当时士有独立的、自由的人格魅力。他们热爱国家、关心民瘼，有仁者之心，体认重义轻利的价值，当孟尝君遭齐闵王排弃回到薛地时，薛邑的百姓在百里外扶老携幼迎接他。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替我买的义，今天见到了。”[14] 在抗击新冠病毒，白衣战士舍生取义，可在世界上也有个别的国家像孟尝君一样什么都有，就是缺“义””，他不是去买义，却舍义取利，而与世界潮流相违戾。

对什么是正义，自古希腊以来就有论争；以正义为善、神、理性、自由、平等、幸福、财富、安全、秩序等，但随时代的变迁而有不同的标准。有人认为，当代则以自由、平等、公平、效益、安全为标准。罗尔斯为实现社会正义，以图建立一种伦理关怀的有效的社会正义关系，但事实上并没有带来财富、权力不平等、不自由现象的消除，“尤其是给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15]。换言之，没有给社会弱势群体以利益、平等和自由。

自由是正义份内之义，在中华文明传统中，认为正义伦理是无偏无党、无反无侧，符合自由道德规范的行为。荀子讲：“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16] 为正当的利益去做，可称为事业；为正义而做，叫做德行。正义的行为活动是符合伦理道德的。杨倞注：“苟非正义，则谓之奸邪。”奸邪为非正义的行为。荀子认为，庸俗的人，以富利为崇高，是没有自由正义精神的。“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17]”没有知识学问的俗人，眼睛只盯着财富和利益，是根本没有正义的，是完全罔顾社会自由和共同利益的。荀子认为建立正义社会，要“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而持义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18] 正义社会是符合道的，不屈服于权势，不顾虑利益，坚持自由正义原则而不改变，虽然珍爱生命，也要坚持自由正义而不屈从，这是君子智仁勇的品德。新冠肺炎疫情鞭辟入里地说明了这样基本道理，“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身举止对他人构成的感染风险承担道义责任。”[19] 若能如此，自由正义的社会建设和世界建设便能实现。

四、民主与平等

民主与平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是中华文明之所以纳百川而致广大的原动力。其文化生命动力之源，来自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贵民、敬民，以民为主的思想。民是人。中国哲学从人的心灵之光照观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家国、社会、天下，推致人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军事、道德、艺术、宗教等，从而开出特有的、内在的民主哲学。西方哲学首先是把握自然客体，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合二而一，尽管苏格拉底从自然回归人的真善美等概念的讨论，仍然将其作为外在现象而言，从而开出外在的、远人的民主概念。

中华文化的政治文明，自古以来就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政治文明的主导意识。“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20] 由于人是万物之灵。所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1] 百姓的欲望就是天的欲望，天顺从民。民度越了天的意志，而转化为天顺从百姓的意志，于是天德视听依据民的视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孔安国传：“天因民以视听，民之所恶者，天诛之。”[22] 这犹人为天立心，民所看到的、听到的言论、意见，是天作出判断的依据和恶者被诛杀的决定。这里，天是被动者，民是主动者。“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孔颖达疏：“正义曰：皇天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此经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聪明谓闻见也，天之所闻见，用民之所闻见也……明威是天降之祸，知民聪明是天降之福。”[23] 因为天依据民的见闻，并没有作出什么善恶的分别，天所作的善恶决定，是依据民的意见和善恶的判断。体现了一种以民为主的民主思想，“天惟时求民主”[24]。寻求为民作主者。天顺从民的视听而选择民主。此“民主”意蕴着民的自我作主。孔颖达疏：“（夏）桀残虐于民，乃惟成汤能用汝众方之贤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25] 民以成汤能代表民意，天顺民意而选择成汤代替夏桀。

顺从民意的民主思想，在《左传》中由“民主”逻辑地引申为“神之主”。桓公六年，楚武王准备攻随国，随侯祭祀求取胜，季梁劝说：“夫民，神之主也……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杜预注：“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26] 民众和谐神降福，事业成功。现在民各自有自己的打算，而不和谐，鬼神就没有了主人，人是鬼神的主人。这不是神为民做主，而是民为神作主，犹不是君为民作主，而是民为君作主，蕴涵民主、神主的意义。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意蕴着人民作主的思想。张君励说：“孟子民贵君轻之义，谓为世界民主论之先驱也。”[27] 辜鸿铭也认为孟子有民主思想。民和而神降福。民和的要素，是人与人、你与我、我与他、他与他之间的平等相处。“以他平他谓之和”[28] 有平和、公平、公正的意思。譬如音乐是用来节制百事的。五声的迟速、本末，调和得中和之声。若“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29]。有繁杂的手法和靡靡之音，使人心荡耳烦，就会忘了平和、公平，失节而不和谐，君子是不听的。

由和而“天下民主”、“神之主”，以推致政治上的言论的自由民主。《国语》记载：周厉王 暴虐无道，国人指责他。卿士邵阳公告诉厉王说：“民众忍受不了暴虐政令。”厉王大怒，找到卫国一个巫师，要人监视指责天子的人，发现有人，就把其杀死。国人不敢说话。厉王很高兴，告诉邵公说：“我能平息谤言了，国人不敢再说诽谤的话了。”邵公说，这是堵住民众的嘴巴罢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30] 比如堵住河流一样，一旦河流溃决，一定会伤害很多人。治水应疏通水道，使水畅流，治国理政应启发民众说话，这样，治国理政就不会违背情理。然而，厉王不听忠者，“三年乃流王于彘“。三年以后，国人罢免了厉王，把他流放到彘地去了。这是厉王应有的下场，可见民众有一定自由民主的权力。《左传》亦记载：子产不毁乡校。“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31] 国人在乡校议论，批评执政的善恶。然明主张要毁掉乡校，子产认为善者的意见就照着施行，为政不好的、否定的意见，就照着改正，这是我的导师。为什么要毁掉呢？犹如川流，只能疏通，而不能堵防。其主张与邵公相似。都表达了言论的自由、政治的民主，也即民众在政治上享有自由发表意见，参与议论国家治理善否的权利。同时，也表明国人与君主，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可以互相议论、批评的。以强制的手段防止、堵塞人的批评，其结果要伤害很多人。先秦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说明在学说、思想上的自由和民主的体现。

国人、民众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学术上自由民主地参与治理和发表意见，体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公平的。荀子说：“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32] 农民尽力种田，商人明察精心理财，士大夫和公侯都能以智慧和才能尽心尽力于官职，这是最公平，也是各尽其责的、平均的。当佛教传入中土，与中华传统思想融合，宣扬平等思想。认为一切法、一切众生本无差别而平等。《涅槃经三》：“如来善修，如是平等。”梁宝誌《大乘讚》，《景德传灯录》二九：“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现。”宇宙本质平等，皆同一体。

张载主张天地间人与万物犹如同胞伙伴是平等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33] 王夫之注曰：“天地之心，性所自出也。父母载乾坤之德以生成，则天地运行之气，生物之心在是，而吾之形色天性，与父母无二，即与天地无二也。由吾同胞之必友爱，交与之必信睦，则于民必仁，于物必爱之理，亦生心而不容已矣。”[34] 人与天地、乾坤、父母形色天性为一而不二。天下一切民众都是吾的同胞兄弟，必然友爱信睦，天地间万物都是我的伙伴，必然爱护，体现了天下的民众和天地万物都是平等、友爱、诚信、和睦的。

近代以来，由清政府的极端腐败，西方列强为其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为倾销其毒害人身心的毒品鸦片，发动了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屈辱蒙侮。它震撼了中国朝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要求社会变革，以救亡救存。特别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更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身心情感，也更坚定了有识之士变法图强，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决心与信心，开启了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领导者康有为，把儒家公羊三世说，《礼记·礼运》的大同学说，兼融佛教慈悲平等和基督教的博爱、平等、自由思想，以化解人类在不平等制度所遭遇的种种苦难。主张破除国家、阶级、种族、形体、家庭、乱、类、苦等九界，而进入“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35] 的大同世界，呼唤建立一个“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从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36] 的世界。

自称私淑于康有为的谭嗣同，是维新变法运动的激进派。他会通儒家的仁为爱人，墨家的兼爱，基督教的博爱，以爱救人救世。他把仁与西方自然科学中解释光热传导、电磁引力等现象的媒介体“以太”相结合，而通向自由、平等。“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通之象为平等”[37]。构成仁（心、识）→通（以太、心力为所以通之具）→平等的理论思维逻辑结构。孙中山以《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宣扬“天下为公”。他发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精髓，融突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以振奋中华民族精神。他说：“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朋友，都是讲信的”[38]。“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39]。孙中山融通中西古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自由、平等、博爱。他以民族主义以自由为价值目标，民权主义以平等为价值目标，民生主义以博爱为价值目标，以“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40]。为实现其价值目标，而鞠躬尽瘁。

然而个别信仰上帝国家的个别领导人，不是宣扬上帝博爱思想，而是违背上帝意志，散布谎言，挑起仇恨。不是宣扬民主、自由、平等，而是违戾民主、自由、平等，其结果只能是损己不利人，多行不义，必自取其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自古以来经无数次验证的古训。

五、天下和合，共为一家

新冠肺炎大流行，没有那个国家独善其身，它的传播，国家不分大小、发达与不发达；人不分贵贱、贫富。全世界只有消除一切误解、误读和优先论、民粹论，全人类唯有抛弃仇恨、“甩锅”和政治化、阴谋论等等。全人类团结起来，携手合作，共同抗疫，才是光明大道。世卫组织一再强调团结合作，比尔盖茨亦讲世界需要合作[41]。

中国文化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病毒凸显了其伟大的价值和魅力。五千年中华文明历经千难万劫，以不畏浮云的胆识和高瞻远瞩的胸怀，融突和合古今中外文化思想资源的精华，而开出天下和合，共为一家的思想。《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2] 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莫不趋使而安乐之。”[43] 四海之内的人都为兄弟一样相亲相爱，因为天地万物与我一起生育而为一家，不论地处近邻或远隔重洋，都愿其安宁快乐。在《礼记·礼运》中设计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蓝图。认为“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44] 这不是一种思想的测度，而是依据民情民意，使其认识到事关自己的利益，人人像一家一样，和睦、和谐地生活相处，以避免冲突相争相杀。孔颖达疏：“此孔子说，圣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为一家，能以中国共为一人者，向其所能致之意。”[45] 大同世界就是天下和合世界，也是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世界。朱熹说：“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46] 这是一个天地万物与我息息相关的、人与天地万物之心之气相互融通的宇宙。在当今智能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宇宙间天地万物，人类都毫无例外地被整合到一个网络之中，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都在网络之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什么唯我独尊，唯我优先、唯我独善、唯我独大，统统被打碎、打散。一切都是网络中一个纽结、一个网点。这个纽结、网点与其它纽结、网点联系一起，若失去联系、联通，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即被网络所废弃或毁灭。

天下和平，团结合作。“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47] 感为感通、感应、交感。天地、阴阳交感而化生万物，圣人与人的心灵相感通、感应而导致天下和平、和合，简言之，即和平、合作，天地万物与人为什么能够感通、感应、交感。王守仁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唯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48] 因为天下每个人都有一颗不忍人的仁爱之心，这颗心普遍地、共同地存在于天地万物与我之心中，所以天地万物一体，中国犹一人，没有互相间隔，或被不同形骸间离和局限。为什么见孺子入井而去救他，是不忍人的仁爱之心与孺子是一体的、联通的。同理，见鸟兽哀鸣，见草木摧折，见瓦石毁坏，便产生不忍的悯恤、顾惜之心，是人的仁爱之心与孺子、鸟兽、草木、瓦石为一体相感、感应的缘故。这是一种根于灵昭不昧的心。

抗击新冠肺炎病毒，是一场非常规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若陷入互相之间埋怨、激烈的口水战，破坏和平、和谐的氛围，而不是团结、合作抗新冠病毒。若出于一种私心、私利，“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49]。认为天下利害的权利掌握我手，天下的利益归于自己，之害归于别人。于是屡屡“甩锅”，满嘴荒唐言，嫁祸于人，以图其利。但今天人的智慧卓越，资讯信息联通，科学发达先进，一切只图私利的言行和图谋都不可能蒙骗人。全球唯有在和平、和睦的和合环境中，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抗击新冠肺炎病毒，是夺取这次非常规战争的胜利的唯一方法。

保合太和，爱护家园。今天，全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守护这个安居的家园，人人有责，防控新冠肺炎病毒是各国各民族人民及其领导人的职责。如何才能安保人民生命，守护这唯一的家园。《尚书·尧典》讲：“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50]“万邦”，蔡沈注曰：“天下诸侯之国。”尧时，部族很多，到了西周，据说仍有诸侯八百。各诸侯国虽以周天子为共主，但军、政、财、法的权力及人事官员的任免由诸侯国独立决定。各诸侯之间在尧的教化下，百姓能自明其德性，自觉地从善，万邦之间亲如一家，相处和谐。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倡导以和为贵。“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51]。世界千变万化，万事万物各自端正其本性和生命，万事万物都保持它最大的和合状态，这是大吉大利的。它化生万物，天下万国平安和康宁。

唯有“保合太和”，才能“协和万邦”；唯有“仁民爱物”、“兼相爱”、“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胜利了、发展了，也帮助别人、别国抗疫胜利与发展，才能守护家园。和爱天下，天下同心。和爱是天使，基督教讲博爱；佛教讲慈悲，普度众生；伊斯兰教讲爱每个人；儒教讲泛众爱；道教讲爱己爱人。爱是人类之所以生生不息的所以然者，人类正是由于这份爱，才能转艰难险阻为康庄大道，转冲突为和谐，转危机为机遇。爱是阳光，它使人间变寒冷为温暖，变颓废为朝气，变迷航为灯塔。爱是月光，它给天下人以洁白、、宁静、亮光和善良。爱吹散了天空中的雾霾，清除了大地的污浊，肃清了社会的浊水，消除了人间的瘟疫。爱给天下人以和平、正义、平等、合作、友善、幸福、智慧、快乐。和爱天下，真情一家，人间愿景，祈其实现。

（本文承蒙林美茂教授的帮助）

注：

[1] 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2] 风投企业家妮可·朱克曼认为《中美欧抗疫方式体现文化差异》，《参考消息》2020年4月14日。

[3] 甲骨：郭沫若：《殷契粹编》1591，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5.37.7。金文：《毛公鼎》等。

[4] 《王制》，《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页。

[5] 荀子：《王制》，《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10页。

[6] 荀子：《王制》，《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10页。

[7] 柏拉图：《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

[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3-34页。

[1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5-36页。

[11] 《俄专家预测：疫情催生全球新四大价值观》，《参考消息》2020年4月17日。

[12] （埃菲社：纽约/洛杉矶4月24日）题《穷人的大流行病》，《参考消息》《美国穷人感受疫情下的不平等》，2020年4月26日。

[13] 参见龚群：《追问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14] 见《齐人有冯谖者》，《齐策四》，《战国策全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300页。

[15]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16] 《正名》，《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10页。

[17] 《儒效》，《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92页。

[18] 《荣辱》，《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页。

[19]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5月4日文章，题：《新冠肺炎疫情与个人主义的终结》，作者·英国剑桥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戴安娜·科伊尔。《参考消息》题：《新冠疫情与个人主义的终结》2020年5月7日。

[20] 《泰誓上》，《尚书正义》卷11，《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0页。

[21] 《泰誓上》，《尚书正义》卷11，《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页。

[22] 《泰誓中》，《尚书正义》卷11，《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页。

[23] 《皋陶谟》，《尚书正义》卷4，《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9页。

[24] 《多方》，《尚书正义》卷17，《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页。

[25] 《多方》，《尚书正义》卷17，《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页。

[26] 《桓公六年》，《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1-112页。

[27] 张君励：《孟子与柏拉图》，《中西印哲学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版，第783页。

[28] 《郑语》，《国语集解》卷16，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0页。

[29] 《昭公元年》，《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1-1222页。

[30] 《周语上》，《国语集解》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页。

[31] 《襄公三十一年》，《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1-1192页。按：现在韩国仍保留“乡校”360多所，为议论、评议执政的得失的言论场所，并由成均馆管理。

[32] 《荣辱》，《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

[33] 《乾称篇》，《正蒙》，《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

[34] 《乾称篇上》，《张子正蒙注》卷9，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67页。

[35] 《大同书》，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版，2012年第2版，第8页。

[36] 《总论第一》，《孟子微》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页。

[37] 《仁学界说》，《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91页。

[38] 《民族主义第六讲》，《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1册，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版，第90页。

[39] 《民族主义第六讲》，《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1册，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版，第93页。

[40] 《与戴季陶氏社会问题的谈话》，《历年讲演录》，《孙中山全集》第3册，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版，第30页。

[41] 法国《费加罗报》专访比尔·盖茨，记者格尔·芒德维尔4月28日报导。《参考消息》：《世界需要合作而非指责中国》，2020年4月29日。

[42] 《齐物论》，《庄子集释》卷1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9页。

[43] 《王制》，《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4页。

[44] 《礼运》，《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2页。

[45] 《礼运》，《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2页。

[46] 《中庸章句》，《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47] 《周易彖下传》，《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48] 《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出版者：国学整理社，发行者：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470页。

[49]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50] 《尧典》，《尚书正义》卷2，《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9页。

[51] 《周易彖上传》，《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