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后疫情时代传统文化如何济世

2020年7月10日，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北京高峰论坛以现场加连线的方式举行。本次高峰论坛由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贵州心悠然酒业提供战略支持，论坛议题围绕“继承创新：疫情下的中华文化使命”这一主题展开。

接下来的论坛圆桌对话里，7位嘉宾围绕“后疫情时代传统文化如何济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中国文化书院秘书长、中华孔子学会国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苑天舒，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总冠军彭敏，广州珠江云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黄震宇同台对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发起人李亚鹏则通过连线的方式参与讨论。凤凰网副总编辑李小鸣担任圆桌对话的主持。

左起：李小鸣、黄震宇、葛承雍、干春松、苑天舒、冷凇、彭敏

以下为圆桌对话的文字记录：

问题一：如何思考疫情后整个社会的变化？对这个世界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

李小鸣：各位朋友，各位嘉宾，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北京高峰论坛”的圆桌对话环节，刚刚我们听到两位专家的主旨发言，可谓非常恢弘，高屋建瓴。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今天我们圆桌的嘉宾，在场有六位，还有两位是在线嘉宾，总共八位嘉宾里大家有各自的专业领域、各自的关注话题，也有各自不同的专业背景，我想我们这场圆桌论坛讨论将会是精彩纷呈的。今天我们这个圆桌论坛的话题还将继续围绕我们整个的主题——在疫情环境下中华文化的使命。

图为圆桌论坛环节：葛承雍（左）、干春松（右）

今年的疫情可谓是前所未有，这场疫情给全人类，给我们生活、生产，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情况，可能有人已经想到一百年前一个著名的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著名学者梁漱溟的父亲对他提出的问题。我想请问几位学者，你们如何思考疫情后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你们对这个世界的未来是一个乐观的看法，还是悲观的看法？先有请葛先生。

葛承雍：谢谢主持人，疫情延续到现在有半年了，每个人都会思考个人、家庭、单位、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在这样一个社会情况下，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观点。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如何继承优良传统，抛弃糟粕的一面。在这方面，我在思考我们在民族文化中怎么样来认识。我们今天讲的是创新，我们有高层领导讲的是守正创新，这个方向不能偏，很重要。比如前一段网上炒的比较热闹的，故宫角落过春节，故宫的口红，大奔开车进故宫……这是不是我们继承的文化和文化发展的方向，这都需要我们思考。

李小鸣：您对于世界未来更多是悲观还是乐观？

葛承雍：对这个世界悲观还是乐观，一分为二，对于世界，对于民情来说是乐观的。对于另外一些国家有可能是悲观的，经过这次疫情之后，有些国家很可能很长时间起不来。我们现在盲目地说乐观，给大家打气可以，但一定要有现实的支撑，未来不是说乐观就乐观，说悲观就悲观，我觉得这个还应该仔细地考虑。盲目地说乐观和盲目地说悲观都是不适合的。

李小鸣：谢谢您，有请干先生做一下您的分享。

干春松：主持人讲的那个故事我是很熟悉，因为每次上课的时候都会用到梁漱溟先生的话，当时没有给他父亲明确地说世界会好的，提供乐观主义的一个回答，导致他父亲自杀了。疫情给了我们再一次提出这样问题的机会，在具体的职业中，可能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比方说餐饮业、电影业，他们可能不觉得会好，好起来之前可能已经死掉了，这是作为企业来讲。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因为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梁漱溟先生的父亲问他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糟糕。很多人说自杀不值，明天会更好。但是有的时候，看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上，有些价值观永远地失去了，就不会觉得好。

对我个人来讲，我是觉得这次疫情对人类来说，的确是特别重要的警示，人类要认识到，可能自己恰好是这个地球最大的危险，如果失去这样的思考力，我认为这个世界不会变好。前提是人类能不能从这次疫情里面，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祸害这一点。

苑天舒：主持人刚才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梁漱溟一直在证明这个世界是好的。至于这个世界还会好吗？它有一个预设，这个世界原来好，它还能不能够回去。或者说原来的世界是坏的，它还能不能够变好，其实这个好与坏是一个比较。这个世界会好吗？当然有可能，世界是由坏在往好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世界就没好过，所以这个好与坏的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讲，从中国文化、国学本身来讲，我们永远相信世界会变好，国学非常重要的就是乐观、理想，我们心中永远是有一个理想的，为了这个理想要有担当，所以在国学里面我们不是悲观的，老子不是悲观的，庄子不是悲观的。不能单纯地说乐观、悲观，仅仅与2019年比，好像2020年有点麻烦。但是你把它放到一百年之前，放到一千年之前，我们今天的生活好了很多，关键是时间长度。世界会好吗？明天会好吗？是2021年，还是2023年，还是一百年以后。所以站在国学的立场上来看，这个世界可能它从来都没坏过。我们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好与坏，可能还有更多，谢谢。

冷凇：特别高兴来参加国学论坛，您的问题特别好，我觉得好与不好有的时候是个能量守恒。今天这个主题特别棒，致敬国学，有了国学思想，在中国老百姓和世界大众思维普及之后，大家应该更好。大家现在都去测核酸，对于测核酸、研发试剂的企业而言利润涨了。但对于电影、餐饮行业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打击，这是此消彼涨的关系。但是刚才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说了一个关键词，后疫情下，我提到一个词叫“机遇”，教育电视台，它的收益率现在增加了500%，为什么增加了这么多？大家都在线上学习，大家都在上网课，孩子有大量的时间，要么休闲，要么享受教育。其实国学的思想也蛮好的，上网课之余，下一代的孩子多了解国学，对国学而言，是知识下山的风口。刚才老师演讲，我觉得大师们的思想观念可以变成短剧和精剧，以短视频的方式出现。这个直播不是带货，直播带国货难道仅仅是商品吗？我觉得国学思想也是可以的。国学能开一些通俗易懂、面向普通人的，让实用领域、大家能够接受的领域，都能够变成一百集的国学思想，利用短课去传播，可能是30秒，可能是一分钟，但是你能点醒一个人。国学的应用到了一个可能说是最好的时代，因为传播需要这么一个风口。

另外一个，因为我本身是做节目创意研发的，比如《中国诗词大会》，虽然你参加的是娱乐节目，如果你能享受到一部分国学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思想，受一些国学教育，对明星之道，个人的成长、成才之道都有帮助。现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什么？疫情后所有人刷短视频的时候面对一个浅表性，基本上不思考深度，只看浅的。我们自己拍的周边，两天后我们也不会看。所以几个短视频平台在做泛知识，泛文化的定位，这给我们国学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就是我说了知识下山，国学需要MCN，在座的每一位老师的讲话我都特别有感受，这些启发的内容是不是让老师们有机会下山呢？我们把深邃的国学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变成短视频和直播内容传播给大众。

彭敏：谢谢主持人，几个做生意的朋友曾说明年我想翻一番，还有人说我想在哪儿买一个多大的房子，对于2020年都有非常多的憧憬。但是经过大半年的疫情反复，我们开玩笑说只要活着。疫情在带来反思的同时，它给我们不断膨胀的欲望踩下了急刹车，重新审视我们以前拥有的东西，我们发现以前每个周末自由地去公园玩一下，唱唱歌，这样的生活原来已经是如此地幸福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疫情带给我们特别大的改变。至于乐观还是悲观？我觉得是乐观的，人类的灾难从来都没有结束过，灾荒、洪水、战争等等，每次带来很大的伤害，这个伤害之后我们能够总结出来，开启一段新的历程。我其实很喜欢炒股，我觉得我们人类的历史，包括中国的历史，可能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会发现即使在一个特别大的灾难当中，突然之间有几天，或者几个月跌的特别惨。但是这之后，惊艳的拉起，我们的人类历史滚滚向前。我采访了几个在校学生。他们有些答案很有趣，疫情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出去戴口罩，不能很漂亮，这个角度从来没有过。至于有些人说疫情给他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他学会了珍惜，从前那些普通的课堂上跟老师的交流，跟同学的交流，以及学校里、图书馆、实验室的资源可望不可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疫情给我带来的变化。

图为圆桌论坛环节：黄震宇（左）、葛承雍（右）

黄震宇：我觉得刚才几位老师说的都有道理，疫情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健康，包括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这些都是留给我们思考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好与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相对的，因为有好，才有不好，有不好才有好。人类历史的时间里面，总有那么一些时间是被称为好的时间，也有一些时间被标记为不好的时间。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肯定是属于好的这一类，首先我们可以吃的好，我们还可以自由地活动，疫情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最重要的还是作为人本身，我们知足就好。

李小鸣：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在线嘉宾，有请来自岳麓书院的肖永明先生。

肖永明：大家好，我是肖永明，因为疫情的原因，无法到达现场，对于这次疫情，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确定性。从疫情最早爆发，到全国蔓延，到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疫情蔓延，我的感觉是，我无法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也无法知道我们能不能够最终战胜疫情，在疫情之后，这个社会还能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去运转，这些问题就让我们感到非常地焦虑，因为人对于不确定的事物，总是会有一种焦虑。但是在这个疫情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一些希望：从中国应对疫情，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把疫情的影响控制到最小这么一个事件当中，我感觉到人类是有能力去战胜疫情的。从整体上面来说，我对这个疫情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只要有很好的处理的方式，有非常好的理念，有一个制度的保证，是能够把这次来势汹汹的、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控制到最小，最后能够恢复一种正常的生活。

问题二：面对全球性的灾难，文化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小鸣：现在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叫后疫情时代，但回看整个人类历史，其实灾难跟人类的历程总是相伴左右，而且也正在各种各样的灾难之中，人类也在不断地积累自己的理性，智慧和价值主张。所以想请教几位先生，面对全球性的灾难的时候，文化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葛承雍：关于疫情后的这个讨论，我觉得这个带有点预测性，但是预测的前提必须得有分析。

这个文化作用，我多次讲的，一定要学习优秀的、先进的、文明的、对人类公平的、有普世价值的、能带来人类进步的（文化），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但是对一些落后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愚昧的一些思想，发泄性的（行为），这种不会很好。文化的作用就是要教育，文化的核心还是要促进人的思想提高。

干春松：我觉得今天来谈后疫情有点早，因为大家还不知道疫情要持续多久，最乐观的是两年，稍微悲观到五年去了。才半年的时候讨论后疫情，可能就会很可笑。我觉得刚才说中国文化很乐观，我觉得这一次给我一些特别不太乐观的事情。灾难分很多种，自然灾害、洪水、地震特别能造成人和人之间的共情，互相理解，或者是战争形成敌对。但是这个疫情特别有意思，疫情让人互相关心，又让人有距离，其实在文化上给我们产生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疫情让这个文明的多样性从另外一个方式展现出来。我让别人学的时候，根本不愿意学，学不了。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觉得很好的东西也不一定好，各美其美，尤其是要给人表面的东西。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我觉得疫情给我特别大的启发，疫情导致分化，对于中国来讲、对于放眼看世界来讲，疫情对于中国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因为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国学也好，乐观主义也好，反而成为了一个攻击。我现在要说的是致敬国学的同时，我们要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国学已经成为一个法则，现实中很多不满的锅，有一部分甩到国学头上，这是特别忧虑的事。有了情绪很难让人理性，这跟我没关系，没用。国学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一个被甩锅的一个对象，所以我很忧虑。

图为圆桌论坛环节：干春松（左）、苑天舒（右）

苑天舒：刚才说甩锅，肯定是受刺激才会甩锅，不甩锅的相比那个甩锅的压力小，找一个出口。在这场疫情以前，人类已经经历了不少疫情。2019年以前的生活可不可以作为我们一个生活标志或生活标准。我感觉不可能，因为里面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东西，而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在这场疫情来的时候显现出来、暴露出来。疫情不能说是绝对糟糕的事情，它可能让我们反思我们过去有什么做错了。文化提供的帮助是非常多的，首先文化不能说像美联储印钞，瞬间解决一个问题，而是逼你反思，它可以让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的长河里面看问题。文明一直在发展，它能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像今天我们是从文化的视角讨论。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的，像文化中讲到的否极泰来，物极必反，这些使我们过早地做出反判。在疫情期间，文化可能提升了我们的智慧。假如有后疫情时代，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调整。所以这场疫情反过来，我们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东西，受疫情打击小的地方，相对而言它的合理性强一点，这是我的感受，谢谢！

冷凇：我觉得可能它会让观点的表达更加多元，而且更加包容。你会发现朋友圈和微博里大家越来越能够容忍不同的观点，基本上大家相互之间能够包容，相互之间有表达、有互动。文化是一种垂直发展，我们的生活其实是越来越圈层化，后疫情时代文化向垂直的方向发展，延伸出无数的小路。我认为主流媒体要做的事，是把无数的年轻人从亚文化和丧文化中拉出来。很多年轻人中间隔一层纸，你提倡的是大众文化，潮流文化，这是一种主流，但是也有亚文化和丧文化。能不能把亚文化和丧文化拉回来，拉到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当中来。

彭敏：第一个词是记录，第二个词是给力。我们读曹丕，曹植的文章，建安22年发生了大瘟疫。我们看到古代一个老奶奶他的孩子在前线打仗，家里只有一个媳妇、一个老公公，还有一个小孙子，儿子被官役抓去做士兵。我们看到人类在这个灾害中的坚强、坚定，或者是将他的软弱、黑暗的人性都暴露出来，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被记录、被看见的，所以文化第一个作用是记录。第二个是给力，让悲伤者前行。我们遇到人生种种困难，包括疫情全球性的大灾难，在读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能够从中获得精神性的力量。而且我们发现，往往是那些经受了越多的灾难、经受了越多的人生挫折的人，他们能够比我们获得更强大的精神力量。最后我想引用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两句诗：“故人珍重加餐饭，万里风云路正长”。

黄震宇：我觉得文化在疫情里面发挥的作用已经表现出来，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和健康人，他们社会责任感还是做的比较好，他们没有出去聚会，增加感染的渠道，这方面很好。另外，这次抗疫的志愿者里面，很多是年轻一代的，他们在传承国学的责任和担当上面，做的很好。

李小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线上的两位嘉宾，首先有请岳麓书院的肖永明院长，

肖永明：关于能不能够以2020年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时间结点，我觉得可能还要时间进一步地去观察才能做出判断。至于文化在这个疫情整个过程当中，它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首先就是从人自身角度来说，我觉得文化它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起到一种作用，就是要安顿人的心灵、抚慰人的心灵。那么在疫情来临的时候，这种作用应该更加突显。

第二个方面就是从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文化它有一种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人类的生活共同体的秩序的维持，对人和人关系的规范。在疫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从中国的情况看，传统文化当中的很多观念、理念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像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比如说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理念，另外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特别强调的义利之辨，怎么处理好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相关理念，我觉得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有效地控制疫情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在处理国家和国家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些理念也对我们处理好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第三个层面，我觉得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传统文化当中也有很多的理念：怎么样考虑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方面的一些理念其实也应该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人作为自然当中的一员，和自然不应该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人类去顺从自然的规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谈得上人类的发展。我觉得这种理念对我们今后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包括我们这次怎么应对疫情都会有很强的一个指导作用。

问题三：针对疫情后的社会重建，中华传统文化的资源可以提供哪些切实的帮助？

李小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要首先请教冷凇先生，刚刚你已经讲到了学者MCN，讲到了很多国学在当代可以做很多事情，不管疫情有没有过去，我们都需要回归正常生活的轨道，我们的社会需要重建。想请教的是，在现在这种疫情依然蔓延情况下的社会重建，国学、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资源可以提供哪些切实的帮助？

图为圆桌论坛环节：冷凇（左）、彭敏（右）

冷凇：我特别感谢凤凰网主办这次活动，我特别希望借这次机会倡议大家多看国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原来说四端联动的时代，电视是超级宣传推广工具和价值背书。网络端是内容书架和前沿探索。朋友圈和微博是舆论战场。灾难来临的时候不同的观点大家各自交锋。

我举一个例子，《中国诗词大会》，这里面我们发现策划跟国学有关的内容远远不够，比如说诗词，所有人跟风诗词，朗读一火去朗读，文物一火做文物。最近我在参与策划一场叫《遗产里的争夺》，我们没有用国学的角度去看待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光知道少林寺，不知道天地之功，大家光知道西湖，不知道西湖景观到底怎么回事？国学里面还是有很多内容。其实四大名著每个老百姓都知道，至少连环画都知道，三国故事都清楚，但是四大名著也没有做过节目。这些范围里面，我觉得还有很多可做。还有MCN，可以有三类人出圈，颜值高、形象好，口才好，研究价值高，我觉得今天来的各位老师都具备三个条件。如果老师们愿意放下一点身段和身价，拥抱一下大众媒介，都可以涉及视频化，将国学应用的智慧做一个很好的输出。在知识下山的时代，那些跳舞的小姑娘们和那些画了浓妆的小哥哥们真的需要国学。个性要张扬、用正确的心态面对失败、积极进取，那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哪怕在选秀的路上知道点皮毛，成名成才的路上都会有帮助。但是现在对于成长和成人强调的不够，如果综艺当中用到国学思想，哪怕用国学思想点评，都可以增长他们的属性。

彭敏：我们知道，其实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民族，我们的很多经历都被记录在史册里头，但是中华民族以前又是不怎么被认同的。我们祖先已经历过很多的危机和挑战，我们如果能够顺利渡过这次危机，下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危机。我相信疫情之后社会重建其实都是一个供给，是非常简单的供给。但是疫情之后心理上的重建更加重要，突然之间生活节奏被打乱了，我们如何安心地面对未来？这是文化跟国学需要在心理层面做的一个事情。

李小鸣：葛先生，在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社会重建，有哪些切实而且实际的帮助？

葛承雍：第一个可能是诚实。诚实两个字说起来很简单，在国学里面讲以诚做人，以诚为人，讲了很多，但是实际上往往很难做到。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地摊经济、旅游经济，都需要诚实。第二条，要有创新。除了守正以外还要有创新，一定要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你还用传统的那些东西，可能就是拯救一时，拯救不了长久，长久的东西还是要靠科技和发明。我们一定按照科学的道理前进，绝不能退回去玩一些小儿科的东西。所以我讲第一要诚实，第二要创新。否则会带来很大的损失，我就是这个态度，谢谢！

干春松：国学里面特别重视家庭跟亲情，这样的危难之前，我们相信还是有亲情这样一个共同点，我觉得这是国学里面特别能给我们提供帮助的地方。国学有很多作用，但现在有一个不太好的倾向，那就是希望把国学包装成包治百病的形象。我们当然知道中华文化五千年，但并不表明所有的事情历史都很长。如果从长时段考虑灾难，有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残酷的事情。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来讲，甚至很多人不知道2004年的非典。但只有经历过那个时候，你的共鸣感才很真实，所以我们也特别需要一个当下的感同身受，这对于某一个个体来讲（很重要），对于人类来讲是无所谓。第二点，国学有所能，有所不能。比方说我们在讨论人类共同体的时候，中国人在民族国家，即以国家为单元的体系，这方面经验比较少。其实我们有时候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太能搞清楚我们先处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还是先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往往发现一个错误点，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好心办坏事。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你为什么不领情呢？我支援你那么多，你为什么还要追责？这个经常能看到。所以我觉得国学存在着一个问题：怎么来在新的形式下扩充，或者说增加自己的含量。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就认为我们的文明是完美的。对一个五千年的文明来讲，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在很多问题上我们是后来者。在建立共同体的时候，我们发挥国学的价值，这方面有优势。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很多方面，比如在学习如何重建社会和重建世界上，我们并不是都能给人经验或者让人创造的，这一点一定要谦虚。但这一点对于家里有矿的人来讲，要谦虚是很难的。所以疫情给我的一个启发是，我们要有自信，但是我们更要有一种学习的态度，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否则的话，我们会吃很多亏。

李小鸣：今天咱们这个圆桌论坛的嘉宾有三位都是来自书院的，有咱们的苑老师，和在线的两位老师。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书院机构，包括不同的文化机构都在做不的工作。我想请问苑老师，在书院以及民间的机构在为经济和民生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苑天舒：我们在中国文化书院工作， 1998年开始到现在22年了。在安徽黄山有一个书院，这个书院就是十几个年轻人，都是90后为主体的。他们热爱文化，把一个三百多年的书院给复苏了。他们立的第一个规矩，不要主动与村民来往。结果，到了今天，这个村子的风气改变了，他们在那里读经典，他们给了这个地方一个安定的感觉，所以作为书院来讲，我们无法去预测，但是书的力量是强大的，它里面有国学的力量。但是我觉得我们书院在这几十年，做的还不够，我现在带着全国不同地方的十个读书会，每天都在读书，实际上影响了很多人。

我们不能够说马上救活一个企业，可能需要有更多的企业家看到书院的力量，希望有书院的文化能够带来更多的影响，你只有投身到里面才会感觉到力量，不是说我给你讲《论语》你的企业就会好，不是这样的。我这个物理系毕业的人，我可以说国学文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代，我们非常为大家担忧，我们有爱民之心，无论是世界哪一个角落，从内心来讲，我们都是非常担心的，希望尽早解决疫情，让它好起来，让大家对于生命有尊敬。我们学会和自然和谐相处，我们与世界讲和，万物相伴同行。这个是我们作为书院能体现的。

李小鸣：谢谢苑老师的分享，有请我们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岳麓书院的肖永明院长，介绍一下我们岳麓书院在这次疫情期间所做的一些工作。

肖永明：关于传统文化的作用，我们特别强调传统文化，在人精神的激励、精神的修炼、心灵的安顿和抚慰这方面，能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传统文化也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我觉得在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也有很多我们今天非常感兴趣的、可以把它物化的、对我们在后疫情时代复工复产产生非常好的作用和影响的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去充分地挖掘资源，去提炼这些元素，然后把它做成相关的一些产品，应该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也有很直接的促进作用。

但是我觉得从整体上看，传统文化在精神方面的作用可能会更大一些，对经济复苏的直接作用可能相对来说小一些。说到直接作用，我们岳麓书院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事情，也许表明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点努力。我们最近正在和湖南大学的工业设计系联手，希望把湖湘文化、中国书院文化当中的一些传统文化的符号、元素进行深入挖掘，然后提炼出一系列元素，做成一个素材库，在这些艺术家、设计者的努力之下，最后把它做成一些文化产品、文创产品推向社会，这是我们这几个月一直在做的计划，有一些成果已经开始呈现了。我希望这也是我们从物质层面去用文化来促进我们今天经济复苏的一个具体行动。

李小鸣：谢谢肖院长。接下来有请李亚鹏先生来分享他对于这个话题的思考。

李亚鹏：大家好，我是李亚鹏，很高兴在疫情期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对话活动。从我个人来讲，这次疫情期间我相信从个人、个体到任何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乃至于国家、地区，乃至于这个世界，我想每一个个体都会产生很多的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思考，或者面对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情况。

我觉得在疫情期间，人们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反而是增大了，因为人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要为孩子找一些文化学习的项目，也要为自己找一些文化娱乐的项目，在疫情期间人们开始了对文化的主动性选择。所以我想这应该是视频网站后台数据大增的一个显现吧，人们开始主动地去寻找一些自己所需要的文化内容。当然首先我还是说，影视娱乐依然占到了一个主流的位置。

有来自国外的朋友也有国内的朋友，他知道你们在做书院，询问说，有没有好一点的传统文化在线课程，能不能推荐一下？我说我们是有培德书院，我们也有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我们确实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场景在从事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教育工作。但是这样一次疫情也让我意识到两个小小的感受，对于后疫情时代，每个人的看法不同了。前两天看到一篇哈佛大学一个相对比较悲观的预测：大概在2025年，疫情有可能会彻底地消失。虽然这样一个数据大家都不愿意看到和听到，但当时我还是很仔细地去阅读那篇文章。作为一个非科学的研究者、普通的读者，我几乎是被那篇文章说服了，我觉得疫情有可能是一个常态化的东西。如果跳出来纵观到人类历史的话，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我们面对过一些疫情，比如天花，天花不管在东方和西方，在人类历史上都给我们带来了数以千万级的人口的消亡，有着长达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如果未来有一个新的病毒要跟我们共存，从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来看，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后疫情时代放到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现有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商业模式，会带来一些冲击。并且人们的生活可能越来越缩小范围，也缩小了活动的半径，但是跟家人相处，以及个体独处的时间，我想跟以前相比会大大的增加。当人们开始独处的时候，开始关注，并且更有时间去关注自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这时是对文化有更大需求的时刻。

我们最近也在跟培德书院，包括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同事合作，我们昨天还在开会，准备要研发或者说重新梳理，以二十四节气和三代塾为两个关键轴线，去做一些在线课程的研发。我想也算是我们两个机构对于后疫情时代做的一点小小的呼应吧。

前几年，因为申遗的成功，像二十四节气这么一个词汇，大家更多是在新闻媒体上看到，对它更深刻接触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在后疫情时代，大家对自然与人的关系、对自然的关注，可能会逐渐地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二十四节气其实是我们中华文明、农业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如果我们把诗词、茶花等传统文化，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轴去梳理出一套它的课程体系，就能帮助到一些人——三代塾，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以我们家为例，三代塾就是奶奶、我，还有女儿。其实一家三代人在一起，无论是家庭时光也罢，共同的再教育也罢，不仅仅是跟自然接触、对自身了解，也是对于一个家庭的和谐、融合的一种非常好的促进，因为大家在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更美好的一种和谐。

李小鸣：谢谢李亚鹏先生。

今天在座的嘉宾还有一位来自实业届的黄先生，我特别想请教黄先生，在您个人企业的经历过程当中，国学对于您的经营、企业发展起到了哪些实在的帮助？

黄震宇：感谢李老师的提问，文化给我们带来正面的作用。首先是企业文化，我们的企业文化有很多是哲学。既是哲学，其实也来源于阳明心学的，它的根在这里。另外，其实有很多企业，把儒家思想、，阳明心学、道家思想，或者把毛泽东思想，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里面，他们做的还是蛮好。从企业文化来说，国学给我们整个企业经营指导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我们始终坚持我们要传播一些正能量。比如我们的产品讲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些也是道教文化的思想。另外一个是我们最近推出的一个新品“心悠然”，我们希望对高端的社会阶层，能够在现在比较紧张的一个社会形势下，保持一定的安定。一个人只有保持安静，才能更好地思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最好的判断。所以我们在企业文化传播正能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具体活动上面，比如说国学沙龙、国学文化展，跟社会责任、跟客户之间的互动，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很愿意参加这种国学活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提问是很积极的。另外一个，在国学文化传播的创新上面，国学也会强调创新，像《大学》里面（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其实国学也是希望我们不断地创新。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在学习国学、实践国学、在传播国学的时候，创新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问题四：中华文化对于解决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有哪些实际的帮助？

李小鸣：谢谢黄先生的分享，希望更多的企业家看到你们的案例。

今年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各个方面，有一种感受就是（人们的）火气很大，无论是不同意见的人群之中、不同的社群之间，还是不同的国家，都通过各个渠道出现了很多的争论，甚至于争吵，我也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我们中华文化的智慧对于解决这种文明冲突，或者是文化的冲突有哪些实际的帮助？

葛承雍：确实像这次刚讲的，我们人生观不同，价值观不同，世界观不同，所理解的人生价值也不一样。每个人出生的背景，面对的环境和发展的机遇都不一样，所以产生很多对问题认识的分化。我认为，这可能是三十年来最严峻的一次。网上谩骂的语言、战狼式的语言、流氓痞子式的语言都冒出来，这种确实是需要我们国学研究者认真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怎么样思考，我想起来的就是《战国策》，《乐毅报燕惠王书》里面最后一句：“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君子之间的交往绝了，不来往了，不发恶声。你既然不往来了，不要发恶声，不要骂，不要不讲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从大的层面，包括电视评论员，小到普通网友，都要冷静思考。问题靠谩骂是解决不了的，这方面我还是觉得应该君子交绝，不发恶声。

干春松：这个问题太大了，我说两点，第一点是中国文化强调自我反省。我们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三省吾身，先找一找自己身上的（不足），这是君子之间交往的重要初衷。第二点，我们传统中国也有一个观念很重要，讲如何直接共处，按理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很好的，它不以种族的方式，而是以文明和教育来共处。所以历史上解决周边的问题，中国有一些经验。

苑天舒：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作为国学，什么叫国学？比如说《论语》叫国学，但是讲论语的人未必是国学精神的体现，不能说有人讲论语，这个人就是国学，恰恰他可能没有把国学讲出来。可是，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在做的事情，不由自主地做就是国学，我们要反思自我和我们采取的措施，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所以要恪己，我们要对自己反思。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学已经进入到我们基因里面去了。苏轼先生曾经这样说了，他说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009年那是三教论长，三教长老让他讲一句，他就讲了前道变化所以这里面都能够实现我们这个国学制高的一种精神，它能够解决，思考我们遇到的问题。

冷凇：我简单说，因为前面几位老师说的很好，我觉得合而不同提了很多，但是真正做到特别难。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个人的一个感悟和建议，现在这个课题，大家都做课题，都研究差异性的有点多，研究共性的有点少。你看现在其实媒体，包括前一段很多人讲网课，会发现有一小段是批评国外的，是说国外不好的，那一小段上百万流量，上千万流量。可能西方媒体就是很小的讲座，或者说一些不一样的话，我们这边反应很大。我觉得从差异中找共性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说传统也好，说国学也好，实际上在世界格局中看世界，世界看你也是从世界格局中看。就像刚才葛老师说的我们要自信，国学中能找到特别多共性，这些东西多研究，方方面面多做课题，大家不都在一起了吗？这些方面从研究角度，课题角度，应用角度应该都有共性的研究差异。

彭敏：庄子所讲，“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有你的是非，我有我的是非，人之间是非分歧，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我觉得这种激烈的碰撞和交锋特别好，因为真理越辨越明。我们借助对方的视野和立场，看到原先我们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东西，这是很好的事。国家之间的竞争，因为有太多其他的东西，相对来说是更危险的事，值得我们反思。英国诗人多恩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其实国家也不是一座孤岛，在疫情这样大的灾难面前，人类应该放下偏见，做到风雨同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算相隔万里，也应该像邻居一样，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做到这一点才可以。

黄震宇：前几天我也在用屈原的那句话表达我的观点，就是“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疫情只是一个小小的困难，有困难是正常的，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我们的理想最终还是会实现的。

李小鸣：谢谢您，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我们在线的两位嘉宾，首先有请肖院长，

肖永明：在疫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人和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还有一系列的冲突，这些冲突我想是对于疫情的一种焦虑。怎么去解决这种冲突，我觉得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智慧可以供我们去选择。我记得《论语》里面有特别强调的一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最根本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换位思考，要站在不同的立场去考虑问题。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不能够纯粹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而应该从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恰当的、是不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我们去想在这个疫情过程当中，人和人之间的一些矛盾、冲突，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些矛盾冲突，甚至国家和国家之间很多的矛盾冲突，会看到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没有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才造成了这些问题。我觉得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确实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智慧、这种价值原则，可以为我们今天在疫情时代、在后疫情时代去重建秩序提供非常好的帮助和支持。

谢谢肖院长。接下来有请李亚鹏先生，

李亚鹏：我想这是我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又是提得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尤其是在海外的疫情爆发之后，我想，不仅仅是国人，慢慢地现在我们也从一些新闻能够看到，包括西方的一些公众，大家开始都在去做一些对比或者说做一些反思。在生活当中我们朋友聚会的时候也会聊到这个话题，坦白讲更多的时候，我保持了沉默，沉默不是说我不善言辞，而是我觉得我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我觉得这样一种对待疫情的不同的态度或者处理方式，背后支撑的肯定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是在文化背后支撑它的又是生产力的问题。西方文明主要是海洋文明和商业文明，所以经过几百年来工业革命的发展，我想它慢慢地是形成了一个重自由、低秩序、重契约、强法治、弱人治的西方社会体系。我们应该算是一个陆地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这几十年来我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终究时间还是不够长的，所以基本上我想我们还是一个低自由重秩序、强刑罚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

所以这一次，有时我们自己都会感慨，说我们中国民众真的是太听话了，我想这个“太听话”的背后不仅仅是我们是一个，当然我们都是守法、依法、依规的一个好公民，但是实际上我想背后支撑这样一个集体性行为的还是文化。因为中国人对家庭的观念、对性命关天（看得很重），中国人是把生命放在第一位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文化底色，我觉得才是让我们能够在疫情期间，让所有的人、政府，在防疫行动中具备高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我们也可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成功地做好了一次防疫的战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蛮自豪的，真的。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也觉得它是显现了我们东方文化的某一些优越性和它的一些优点。我也看到很多网友的神评论，说我现在不关心别的，我就关心美国人到最后到底会不会戴口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虽然很小，但很尖锐的问题。其实从过去几个月的疫情的演变当中我们也能看到，也有越来越多的崇尚自由的西方的民众开始戴上了口罩。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口罩的事情上，我们能够看到，没有办法去比较所谓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孰优孰劣，我觉得最终应该是找到一种和谐、一种协调，能够找到一种就像最近我们在聊天当中经常高频出现的一句话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去年我们从新闻上听见习大大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们还是把它当做是一个政治描述，但是从一个小小的疫情上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公众，我们都至少开始想到或者涉及到这句话。

我觉得这次疫情甚至可以说是对这个概念的一次很好的佐证吧，未来我想一定是东西方文明互相学习和融合的过程。我觉得在这个当中传统文化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或者有它的一部分的力量的。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在历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之间的矛盾、政治上的矛盾、军事上的矛盾等矛盾，我们见到的或者经历过了太多这样的问题。在这个矛盾当中有一种文化能够延伸和传承下来，在这个传承过程当中它形成了一些观点，甚至是一些解决矛盾的方式跟方法，我觉得都是一定会具有参考意义和价值的。

中国讲“和”文化，讲“天人合一”，我觉得这是我能够想到两句关键词，跟这次疫情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有呼应的。“天人合一”，这次的疫情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感觉到了个体的渺小，感觉到了我们甚至跟冠状病毒一样，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找到能够跟它和谐相处之道。至于人类与人类之间，我想更应该找到一个彼此和谐相处之道。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区域一个共同的方向。

李小鸣：谢谢李亚鹏先生。

非常遗憾，我们的时间有限，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在刚刚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给我们分享了各自非常独到的建议和非常深刻的认识。中间也是金句频出。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在这个特别的时期来参加这样一个特别的在线圆桌论坛，非常感谢各位，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李小鸣先生的主持，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论道。刚才听各位的分享，我有一点点小体会：越是非常时期，越是考验信念与定力的时候，而文化，不仅提醒我们文明价值应有的底线，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解决危机困难的智慧。中国文化有很多有意思的关系，比如“天”与“人”，“群”与“己”，“家国”与“天下”，“变”与“常”，“危”与“机”，“忧”与“乐”等等，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和历代贤哲所留下的典籍教言，凝结在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里，构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智慧源泉。无论是和平之年，还是非常时期，这些文化资源为我们提供了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也是我们对话不同文明、参与解决人类共同挑战的底气所在。重建斯文，从致敬国学开始。本期高峰论坛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智慧分享，感谢广大网友的热情关注，同时也感谢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战略支持伙伴，贵州心悠然酒业的鼎力支持。我们下一场国学大典高峰论坛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