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难读懂的古文，古人是怎么读下去的

在古代，能出身“耕读之家”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所以古人很早就重视读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读书意义的高度概括。朱熹认为的，读书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人生目标。古代的很多著作中，有关阅读方法的讨论由来已久，其中关于如何能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贴近文本, 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含义, 今天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古人的读书方法及演变

古人读书，在孔子修订“六经”以前，《尚书》等历史类的书已经开始有了，但是，藏在秘府，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阅读。有学者认为，大众读书，应该自孔子设立私学开始，这时候，书才慢慢普及，才有更多的人可以读书，并逐渐重视自读感悟，总结读书的方法与心得。

孔子对于读书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味读书而不思考，就不能理解书中内容的意义；一味空想而不进行实实在在地学习和钻研，终究是一无所得。孔子的“默而识之”。“默”，是沉思默想；“识”，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住，这样才能记忆深刻，才能不至于得到一些肤浅、表面的知识。

三国时期，诸葛亮深通读书之道，不仅好学，而且善学。关于读书，他认为要“独观其大略”，意思是读一本书时，泛读大概，撷取精华，掌握实质就可以了。与诸葛亮异曲同工的还有晋朝的陶渊明，提出了“会意”读书法。他在《无柳先生传》中曾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其中“会意”的意思是着重领会书中深含的旨意，而不死抠个别字句。明代状元杨慎说：“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是不为两汉以来经书中的繁琐考证所左右，而是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所谓的“独立见解”，就是应该有目的、有辨别、有分析地读书。

唐代文学家韩愈勤于读书，注重方法。他在《进学解》中有两句话概括了自己的读书法；“记事者为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他认为读书做到“钩玄”“提要”之后，要点明，方便直探本源；提取的精粹内容，还可以反复涵咏、不断温习，文章的妙义要道才能化为已有。

到了宋代，重视读书学习的文化得到加强。宋代大学问家苏东坡，把读书比喻为“八面受敌”，有“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其中“一意求之”的最大特点是“求一”，即阅读经典著作，每读一遍，只围绕一个中心，侧重一项内容，抓住一条线索，解决一个问题。这样的读书做学问，好像打仗一样，把敌人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为了避免精力分散，在阅读中凡与“求一”“主攻”对象无关的，一概不加涉及。比如他读《汉书》，第一遍学习书中的“治世之道”，第二遍学习书中的“用兵之法”，第三遍研究书中的“人物和官制”，每读一遍，收获各有不同。而且数遍之后，苏轼对《汉书》多方面的内容就熟识了。

苏东坡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入，得尽读书之法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读书要知入知出。入，就是要读进书中去，读懂吃透，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要“用得透脱”，就是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能够认清当下时势，结合形成自己的辩解，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出自朱熹的《读书之法》。其中的“熟读精思”，要求在记忆的基础上理解，深刻领会所读之书的见解。他认为，“今人读书，务广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无从容之乐，平易者泛滥而无精约之功”。他强调“大抵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出自《朱子语类》，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这样才能从无疑到有疑再到无疑，直至融会贯通。与朱熹齐名的哲学家陆九渊认为，读书要注意由浅入深，由易及难。

我国传统的读书方法，发展到此时，心得体会大多散存于历代文人的各类著述当中，后来，宋人张洪从朱熹文集及当时流传的朱子语录中将有关读书的言论整理成集，即《朱子读书法》，成为目前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专门论述阅读方法的著作，共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六条均反映了读书学习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字字句句朴实无华，平易贴切，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

宋以后的有关读书法的著作，大多是对宋代已经成型的“精读”与“泛读”方法的传承。与《朱子读书法》一样，一方面是作者（或言者）对前人思想的提炼，一方面是自己治学心得的总结。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求精求当”读书法中的“求精”，是读书要有选择、选好书、读精品；“求当”就是恰到好处，要适合自己的水平和需要。他说：“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在精读中，郑板桥还比较注重“问”，认为“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今人有学而无问，虽读书万卷，只是一条钝汉尔”。他提倡读书好问，才会使“疑窦释然，精理迹露”。

近现代人们的读书，相对古代内容深湛、需要仔细揣摩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报刊杂志等最大的特点就是时效性强，信息量大。它们的大量涌现，必然导致人们阅读方法的变化。近代以来出现的不少专门论及读书法的著作有：陈莘《读书法》提出了精读、粗读、熟读，徐应昶和赵源景的《读书法》提出了精读、略读、做读书笔记，等等。著名文学家胡适先生根据他个人的读书经验，总结有两个条件，一是精，二是博。关于精，是指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关于博，就是什么书都要读。读书越多，则所能读的书越多；读书越多，越能读书。意思是说，有许多书，我们读起来是不懂的，一定要读了许多别种书，才能读得懂这本书。所以不读书便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所谓“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

胡适

古人读书的三个阶段

古人把读书按照人年龄的增长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5岁到15岁时。这个阶段叫诵读，就是把书本的内容背下来，背下来就过关，不需要理解。比如乾隆皇帝、雍正皇帝，这些当年的皇子，在12岁的时候四书五经能倒背如流。

第二个阶段在15岁到25岁时。这个时期读书非常重要，古人叫学贯，即学会贯通。读书时要知道自己所学的内容中有价值的东西怎么去相连，怎么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应用。这个时期，相当于今天的高中到硕士毕业。

第三个阶段在25岁到35岁时，古人要求读书要“涉猎”，一定要读所学专业之外的书，什么书都要读。

古人读书时间的把握

后汉三国时期的魏国，出了一个儒宗董遇，他提出了一个读书观点：“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一本书如果读一百遍，估计再笨的人，也能悟出个七七八八的道理。当有人提出谁有那么多时间读书时，董遇说，读书有“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意思是说，冬天，没有什么农活，这是一年之中的空余时间；夜间，天黑不能出去活动，这是一天之中的空余时间；雨天，不能下地劳作，这也是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些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读书。事实上，不读书，理由可以很多；想读书，怎么都会有时间。

另外，大文豪欧阳修提出了“三上”读书法。“三上”即马背上、枕头上、厕所座上。出行骑在马背上，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读书；上床睡觉前，睡不着时，可以躺着读会书；上厕所坐在马桶上，可以利用这点时间读会书。这些细碎的时间的用于读书，日积月累当然可以增长点见识。欧阳修曾利用“三上”读书法，每天熟读三百字，竟将《孝经》《论语》《诗经》等十部书用三年半的时间熟读完毕，七年时间背得滚瓜烂熟。

欧阳修

书是记载人类经验的载体，阅读是人类经验、知识和智慧得以超世代累积、传递、增长的最重要方式。所以古代，大凡兴衰成败和朝代更迭之际，总会有许多士子热切求索先人的“间接经验”于书籍，形成某种“读书热”。读书人也是中华文明崇尚读书的一个个代表，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色。今天暑期已至，何不静心于安静的角落，沉浸于墨香的文字里，致心一处，体验“至乐莫如读书”的自我升华感受。

编辑：温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