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 | 北京的存在

岁月把老北京城关闭了，北岛用回忆，又把它的门打开了。老北京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

这是一份北京生活的回忆，用回忆来捍卫这座城市的文化史，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办法。许多北京城的历史是由建筑物或政治事件的序列构成，北岛的这个北京史，则是由人的生活感受构成那时候，他还不是诗人，不是作家，是个普通的青少年。我看过不少北京胡同的照片、绘画，它们大多只表现胡同的空旷静谧，里面全不见活人身影。我认为这样的胡同“再现”很有问题。

翻开书，色彩、味道、声音，首先出场。因为与作者同时、同地、同校，我的感官被立刻启动，那些色味声迎面扑来。感官的回忆，是细节，是直觉，不是原则，不是问题意识。

许多老北京回忆被概念化，甚至吆喝这么件事儿，也快成了脱离场景的教条。在感官记忆中，我们不会认同那些过分夸张的喊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家住新街口太平胡同三号，房子的后窗临街，常听小贩吆喝（比如卖水萝卜），声音与小巷的宁静气氛是和谐的。现在，吃喝上了舞台，夸张表演，并伴有掌声，效果全然不同。

按照北岛开列的项目，读者可以补充许多情节。把北岛生动的词语、妙趣的联想层面掀开，里面的事情，许多是我也经历过的（如翻砖头捉蛐蛐、蘑菇池学游泳、到护城河钓鱼……）。所以，读着书，同时生出一肚子的话也想要说。我实际上在读两本书，一本是手里北岛的书，还有一本是肚子里跟着引发出来的自己的书，两条线交错缠绕，原书是二百页，我读了四百页。

我最爱翻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的事晴，那时，北京处在“老”时代的尾声，自称“老北京”的人，至少要有些那个年代的经历。《城门开》中关于那个时期的回忆，尤其令我们这代人心底潮动。

北岛说，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史前时期”，大家少小童真，还没有进入同类相残的“文明时代”。学历史，我一直认为“文明”时代这两个字有问题，文明其实不文明，武器与城垣是文明时代出现的标志，而这些都是人杀人、人防人的产物。原始时代，只有狩猎工具，只有环壕聚落，那是捕防动物的。

六十年代后期，我们进人高中，开始领教同类间的厮杀，于是我们告别童真，进入“文明”了。我们开始在“革命”道路上前进，学习同类相残。“文革”中，京城、校园成为同类斗争的战场。走向斗争，是那一段人生的“大方向”。现在做反向回忆，我愿意跳过“文明”期，归依五十年代。

北岛谈到什刹海地区，这是现在京城所剩留的不多的“老区”。北到德胜门一带，南到平安大道，东起鼓楼大街，西至新街口大街，这就是什刹海地区的范围。今天有一个“什刹海文化研究会”，专门研究这州带的历史、文化。

什刹海地区的几个关键地方北岛都说到了。护国寺小吃店、后海积水潭、德胜门、护城河、百花深处一条小胡同的名字，民国间曾用作有轨电车站名、烟袋斜街，等等。从这个地区过来的人，一辈子都揣着这些地方的故事。对我来说，只要护国寺小吃店还在，我的童年就没有远去。

这几十年，北京城天翻地覆，但小吃店居然仍坚守在那里。我经常说，到护国寺小吃店吃面茶的，都是我的知己。小学五年级时正是困难年代，为吃一碗面茶，我排了四个钟头的队，等吃到第一口，格外香，过了几十年，感觉仍在。

时间不易察觉，而地方场景的改变会告诉你时间的运行。守护场景，可以守住时间我学的是历史地理，也可以反过来，作地理历史，用地理证明历史，我到护国寺街，认为自己还年轻，可到西单一转，知道自己已成隔代长者。

在工作的北大校园里，每变化一个地方，我就被北大驱赶一次，现在只剩下不多的地方可以认同。过去的文史楼、哲学楼、地学楼等，纷纷被另一类时代大名压倒，如逸夫楼、廖凯原楼、陈瑞鸿楼等等，它们像一批陌生人进驻校园，准备重新铸造北大精神。

还是回到我们的什刹海地区。在这个地区有几条轴线廊道，德内大街是一条，护国寺街向东连接定阜街、前海街是一条，三海积水潭、后海、什刹海水域也算一条。它们支撑这一带居民的生活架构，是原始少年探险的第一世界。他们用脚丈量北京，气概不亚于环游地球。

《动物世界》介绍说，小斑马生下来，第一眼看见母亲腹部的花纹，小斑马靠这个花纹记住母亲的特征。相应地，斑马母亲一定要谨防小斑马看到别的成年斑马的另一幅花纹，那会错认母亲。我们儿童时代的各种记忆都有母亲的属性，包括地方记忆。

什刹海地区有一片片胡同平房，北岛形容“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在这些排浪中，夹着几个大院，犹如排浪中的岛屿。其中的三不老胡同一号，是个特别的大院，院里住的大多是民主人士，“长者皆客气”。北岛说，“民主”二字，在某个年代，仿佛是反动口号。

大院生活与包围它们的胡同生活完全两样，这里出现两个北京。大院的孩子对于异样的胡同世界，会“心向往之”（《城门开》，80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这类感觉我也有。上小学时，有个要好同学叫丁大春，家住百花深处。去他家，对我是开眼界，犹如探秘。大春的小院很残旧，屋里黑乎乎，进去半天瞳孔才调过来。只见后墙下横放着一个大木柜，上面摆一对青花高瓷瓶，插着鸡毛掸子，其他东西也都样样新奇，件件陈旧。镜框里有一张小剧照，一位旦角形象。“这是我二哥，在荀慧生剧团。”坐在大春家，只觉隔着一个世道，但那个世道里却有我爱玩的空竹和爱吃的面茶。

丁大春念自己家的地址，“百花深处”，最初我只感觉是北京话的几个流畅音节，顺嘴一溜，模模糊糊完事。大了以后才发现，这竟是个如此美妙的名字。随着长大，也才渐渐品到北京地名的历史文化韵味，武王侯、航空署街、西什库……都是一条条历史记录。

对于外地来京的家庭来说，儿童比大人更贴近北京社会生活。上起学来，教室外面有另外一套东西，很吸引我们。老北京孩子，家庭从社会深处延伸出来，什么都懂。大院的孩子傻乎乎，一切要自己探索。大院里只有叔叔阿姨、宿舍、食堂，大院家长没有余暇走进北京生活深处，他们在指挥城市的拆迁变革时，没有情感的障碍，他们的童年、少年与这座城市无关。

大院的孩子则与自己的家长不同，他们借助同学关系，涉入老北京的生活，虽然并不够深。但他们真心地热爱自己的童年，于是真心留恋自己童年的北京。

童年的感受非常重要，有的人一生都履行在童年确立的朝向中。美国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总爱回忆童年的地方感受，他写的《恋地情结》，是美国地理研究生的必读书。

儿童脑中充满幻想，儿童脑中也充满细节。没有细节，不是童心：

镀镍门把上自己的变形的脸，玻璃橱窗里的重重人影，无数只脚踩踏的烟头，一张糖纸沿马路牙起落，自行车辐条上的阳光，公共汽车一闪一闪的尾灯……（6页）

我在其他的城市描述中，从未见到如此细致的儿童城市影像（urban image）。北岛年过花甲，居然还深记这些细节，读者不得不跟着这些细微的焦点在北京城纷繁的景观中慢慢移动。

就像法律判断一样，没有细节是虚伪的，没有细节的城市也仅仅是模糊的幻象。

打开回忆的城门，你还会感到一种无所不在的命运，这是回忆本身的特征。即使是回忆某个片刻，它也一定属于一个过程，一个命运。何况，回忆往往把它们穿起串来：

这现代书柜竟以最快的速度衰亡木纹纸起泡翘起，木板受潮变形，玻璃拉门卡住— 面目皆非，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书被杂物鞋帽取代，最后搬进厨房，装满锅碗瓤盆。（42页）

《城门开》展示了各种大小命运家庭的、人物的、街区的、假山的、钻天杨的、小兔的、唱片的等等，它们与北京城共同构成历史，是北京城决定了它们的命运，还是它们决定了北京城的命运，已经分不清研究北京的历史，这许多细小的命运都是值得北京史家特别关注的。

历史叙述需要载体，有的理论强调物质，但物质不等同于东西物件，物件也是历史的载体（或叫附体）。

一张帕格尼尼的唱片，附丽着典型的“文革”沙龙史。而北岛父亲买的《蓝色的多瑙河》唱片所串连成的故事，一直延伸到我自己的生活中。这张黑色唱片在三不老一号感动了北岛一家人后，被王大理带到我们插队的村里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这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中国北方农舍的房梁上缠绕。”（44页）

我就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熟习了这支曲子，并且试图在手风琴上演奏完全不成功。在村里，这张唱片，以及其他唱片，还促成了几起知青爱情故事。这更是施特劳斯所未曾想到的。

一切都是可能的。一部地理学史可称作《所有可能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杰弗里·马丁著，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北京城也是座All Possible城市，里面有帝王世纪，也有草根故事，有成人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有各色少年之烦恼。是哪个范畴在催生、培育真正的北京史家？

我们这一代人，在这座城里，做过“祖国的花朵”、“雷锋式的好少年”、红卫兵造反派小将、老三届“插青”等，其后再无整体命运。但无论各人的运势怎样，内心都在守望这座城市。

我遇到过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年纪不小，车里放着蝈蝈笼，手里转着一对核桃。我一进车听见叫声，顺口问“是真蝈蝈吗”因为我见过能发叫声的假蝈蝈。这种随口的不信任惹恼了他，他大声申斥“一看你就不是真正的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原是一种骄傲。后来从对话得知，他是满族，而且姓爱新觉罗。作为真正的北京人，他感到骄傲。车中的蝈蝈笼与手中的核桃，是他坚守的园地。

像北岛一样，他也在“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但他的重建不是用文字，而是用行为。我本来想说：“您手里转着核桃，会影响开车。”但在他的声势面前，我意识到，他这样做，乃是一种权利。怀旧是一种权利。

现在见老同学，怀旧已成戒不掉的话题。“我们又怀旧了。”大家无奈苦笑，谁让我们到了这份年纪。然而怀旧，又不仅仅体现岁月，还有变迁。怀旧是变迁的证据，是对命运变迁的吟诵与叹息，是荣辱的资源所在。它是人生的存在方式，也是怀旧对象的存在方式。

前些日，与老同学赵京兴同游黄龙，我俩在山路上聊到北岛，他说没想到北岛散文也写得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