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是敦煌保护神

1944年的第一天，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

常书鸿是第一任所长。

赵朴初为他题写“敦煌守护神”五个大字。

常书鸿是中国第一批留学法国的艺术家，

偶然一天看见法国人编撰的《敦煌石窟图录》，

被深深刺痛。

他花了6年，带着全家人，

从法国回到甘肃大西北的荒漠，

1934年抵达敦煌，一待近50年。

病危时，他嘱托女儿常沙娜：

我的骨灰要葬在敦煌。

敦煌莫高窟

常书鸿带着一对儿女在敦煌洞窟门口，1940年代

晚年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

今年7月，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新书出版，

书的作者叶文玲，20年来专注研究常书鸿，

与常沙娜也是老友，

一条到杭州她的家中拜访，

并进行视频专访。

而常沙娜在今年3月满89岁，

现在生活在北京，一个人独居，

儿子常去探访照顾。

因为疫情，她不方便接受面访，

在她儿子的帮助下，

我们进行了一次视频连线采访。

一起聊了聊父亲常书鸿的热血与守护，

及他的后悔与无奈。

编辑 | 叶荔

《画家家庭》常书鸿油画

2020年夏天，专注研究常书鸿的作家叶文玲，出版新书《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30万字，写常书鸿的一生。

此前，市面上的常书鸿传记，最被人称道的就是叶文玲20年前写的《敦煌守护神》，近乎绝版，二手书也已炒出高价。

1984年，叶文玲（左三）和常书鸿（左四）在莫高窟留影

在杭州的家中，年近八旬的叶文玲一提到杭州人常书鸿，有说不完的故事，还翻出几摞相簿。“1983年第一次跟常书鸿先生见面，他拄着红色拐杖，满口杭州话，‘你一定要去敦煌’，这句话就刻到我的心里头了。”

她6次去敦煌，与老朋友、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一起回忆，怎样去写好常老，“他自己的后悔，很多人都不知道，沙娜她都告诉过我。”

与一条视频连线前，常沙娜在书房中，2020年7月

受到疫情影响，在北京独居的常沙娜，不出门，也婉拒各种面访。隔几天，由她儿子上门看望。也是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在她儿子的帮助下，有幸与她视频连线采访。

Q：一条 A：常沙娜

Q：您看完叶文玲女士的这本新书，是什么感受？

A：文玲，我的老朋友，对我老父亲的一生做了研究、探索，写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10年以前出的《敦煌守护神》，4年以后，出了第二本叫《常书鸿：敦煌铸就五字碑》，一直留在我的书房的书柜子里。

最后这一本是《此生只为守敦煌》，她又下了更多的功夫，含义很深，内容也更丰富、全面。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清楚，比如讲述我父亲是出生在西湖边上的少年，比如她讲千佛洞前的“黄金带”，就是常书鸿带百姓筑起的保护石窟的墙，分析得特别好。看了书，我很受感动。所以这本书我留了两本，另一本留给我的堂妹。

一晃眼今年7月份过去了。虽然她在杭州，我在北京也不方便走动，但我特别感谢她。通过这些书，去促进下一代人对敦煌艺术的了解，一代一代地传承。

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我们的信仰不能变。

Q：您提到，书中许多关于您父亲小时候的成长背景，甚至连您都不了解？

A：当年看到文玲写到我老父亲小时候的事时，很受触动。我作为他的女儿，原来好多事我都不了解。我只知道我们家是满族，不知道是旗人；也不知道原来父亲原名叫灵官，上学了以后我的祖父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常书鸿。

我爸爸是家庭的老二，还有老三老四老五几个叔叔，我不熟悉。我就熟悉大伯伯和我的堂妹，大伯伯也早就离开了。

一晃眼，我也到了耄耋之年，快90岁了。

1935年，常书鸿一家三口在巴黎

Q：您的父亲从法国去到敦煌时，当时您几岁？

A：父亲年轻的时候到了法国留学，第9年，他通过伯希和出了一本书叫《敦煌石窟图录》，他才惊讶地知道我们国家在甘肃敦煌，还有一个千佛洞，后来叫莫高窟。他就下了决心，回来以后一定要去甘肃去敦煌。

我是出生在法国，在里昂，回国时我6岁。所以这个事情我就比较有体会了。在法国认识的老朋友王临乙、吕斯百，都是父亲留学的老朋友。他们非常支持我父亲去敦煌的愿望，梁思成、徐悲鸿都鼓励他。所以那么艰难的时间，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永远离不开了。

初到敦煌时的常沙娜

我回来时又赶上抗日战争，辗转到了重庆，后来1943年才到敦煌，十几岁了。

那里吃的东西也没有，很苦，生活特别苦。所以我妈妈从法国回来带着我在那里后来也受不了了，也走了。我们家又出现了家庭的一种变故。

但是我在敦煌莫高窟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就是童子功，把历代的图案、壁画都研究临摹，这个东西，决定了我一生。

1991年两会期间，父女俩在香山

Q：父亲的晚年是如何度过的？

A：邓小平同志让他到北京安度晚年。他在北京住了几年，那时我经常去看望他，但他说：“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还是在敦煌，我要回去了。”

他觉得人在北京是做客。

他病危时，跟我说：“沙娜，我的画的东西、临摹的东西，一定要回到敦煌，而且要捐给敦煌。另外把我一部分的油画捐给家乡杭州。”

他最后写的一本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50年》，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敦煌啊敦煌，是我永远的故乡。”

常沙娜在美国留学期间

Q：50年代您离开敦煌，但您个人的研究和创作，一直跟敦煌有关？

A：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10周年，周总理提出来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把敦煌的艺术拿到北京来展示，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这时候，我认识了林徽因、梁思成先生。

常沙娜设计民族文化宫的大门装饰

常沙娜捐出的临摹作品

在林徽因的影响下，我分专题研究了历代敦煌艺术，做工艺美术设计。除了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以外，还做景泰蓝、印染、服装设计等等。思路就是把敦煌的文化、敦煌图案的文脉，运用到现代社会，符合现代的需要。

元素很重要，文脉也很重要。古为今用，把民族的文化延续下去，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就一直传承下来。

Q：疫情对您现在的生活有影响吗？

A：北京是首都，应对疫情的管理、控制很严，将近半年多，我哪儿都没去，就按照现在的政策，待在北京的家里。

我生活上需要什么，靠我的儿子崔冬晖照顾我，保护我。我们每一天都通电话，他还办理了出入证，隔两三天就过来看看。

借这个机会，我的生活变得很有规律，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更多了。

不同版本的常书鸿传

我就在家里头看敦煌相关的书，叶文玲写的三本关于常书鸿一生的书，我也来回翻。还在整理书柜里头老朋友们给我的资料，多是有关敦煌艺术发展的。

今年3月我满89岁，原来工艺美院的学生、老朋友，虽然不能上楼来看望，都来电话祝贺我，祝福我身体健康。中央也很重视我们老前辈。

日子过得很快，我的心情，一直是学习父亲的思路，轻松、愉快，面对现实，从来不会去想着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干。

位于杭州的常书鸿美术馆展厅

Q：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注敦煌，关注常书鸿。

A：我现在知道的，敦煌市要建一个常书鸿艺术纪念馆，地点就在河西走廊酒店的旁边，面积也很大，会放上我父亲的一生的照片、作品，已经得到了甘肃省里面的同意。

提议、筹备纪念馆的黄女士，之前也组织我的巡回展，我叫她Tina。尽管我年纪大了没有实际参与，他们都告知我进展。本来有计划今年下半年开幕，但因为疫情可能推迟到明年。

四月初八佛诞日的莫高窟，常书鸿画

清沙，筑墙，修栈道

1943年3月24日，初到敦煌的常书鸿，吃到了荒漠里的第一顿晚餐。主食是用河滩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灯是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

呈现在常书鸿面前的根本不是什么他想象中的宝库，而是一片无人管理的废墟：

洞窟内流沙堆积，壁画部分脱落，藏经洞文书被劫掠一空，塑像被部分窃取、改头换面，窟前还有牛羊放牧，有的洞被人当作临时夜宿，到处是残垣断壁。

其实这时距离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已经过去了30年。

但当地官僚无能，经费匮乏，可移动的文物比如经书，早就被法国、英国、俄国的探险者掠夺。加上极恶劣自然环境，加速摧残和侵蚀着洞窟。

“沙沙沙，真是淘不尽的沙，竟没有一星土。”

沙，是石窟保护的大敌，常书鸿一到敦煌，决定最先要制服它。

用了自制的拉沙排，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清出来约10万立方的沙，最后一排排推到水渠边，把沙冲走。还跟当地人学习，用含碱量很大的水，筑起了1000米长的夯土墙，禁止人们随意进出洞窟。

莫高窟由历代的工匠沿着崖面开凿，最多的地方，竖直面上就有四层。

为了上到高处查看洞窟的情况，常书鸿和同事们自制了一种“蜈蚣梯”，靠一根长的杨树椽子，每隔30公分钉上一个短木棍。这种独木梯使用起来很危险，要靠人手脚并用地向上爬。

在崖顶有裂隙的地方抹上了泥皮和石灰，防止水继续渗入。原有的栈道几乎无法使用，又做了重新修建，人可以进入上层的洞窟。

给400多个洞窟重新编号

莫高窟从南到北全长1.6公里，密密麻麻的大小洞窟依序排开，有的洞窟因为开凿者或功德主的笔迹依稀可辨，能知道它们的名字，如翟家窟，但是大多数洞窟，没有名字，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今天我们参观莫高窟，每进到一个窟前，仔细在窟门口寻找，会发现好几种数字编号，就像这个洞窟的名字一样。

现在不论是敦煌学的研究者、还是旅游向导们，公认使用的洞窟编号，是由常书鸿组织全面调研编写的一套系统。

与张大千的“之字形”编号路径相似，他们以莫高窟上山进城的路线为起点，第一层从北至南编号，第二层则从南至北，依次进行，有一窟就编一个号，小洞耳洞都获得一个编号。

1948年4月，重新编号工作终于完成，总计编号465个洞窟。（至1965年加固过程中，又有陆续发现小洞窟，现今编号共计492个。）

800余幅壁画临摹品，展现各个时代特色

清完积沙，修完栈道，整理完洞窟，就能进到窟里面做研究。

作为艺术家的常书鸿，之前一直迫不得已做工程，只能画画速写，早就想认真研究，临摹敦煌艺术。

最早，他就挑了自己喜欢的“舍身饲虎”。

纸，经常是就地取材，拿窗户皮纸自己裱褙；画笔，也是一用再用。最难的是颜料，靠动手做试验，把当地的红泥用水漂净、加胶，做成红色颜料，黄泥做成黄色颜料。一早一晚，每人手里一个碗一根小棍，边聊天边碾磨。

敦煌洞窟所在的崖面坐西朝东，大多数洞窟只有一个朝东的进光口，再加上很多洞都有长长的甬道，真正能照在壁画上的光线十分微弱，到了下午光就更加暗淡。

当时，大家只能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拿画笔。有时候临摹洞窟顶部的绘画，就要仰着头去看，然后又低头去画，对身体是很大的考验。

壁画临摹工作量也很大。1947年有了更多人手的加入，效率也更高了。有的是几个人分片包干起稿，但勾墨线，着色都要严格一致。

每到月底，常书鸿就组织大家花两三个晚上，点上汽油灯，将临摹作品挂起来，一起讨论。

临摹按照专题进行，到1948年初，完成了十几个专题，分为历代壁画代表、历代藻井图案、历代飞天、历代服饰等。有的是整体，有的是局部，共计选择绘制了800多幅摹本。

壁画临摹，在40年代，既是因为摄影条件的匮乏，也是为了在画的过程中，不断学习理解古人的艺术。这一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合影，中间穿中山装的为常书鸿

一手建立起敦煌艺术研究所

2019年，前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接触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已经有了几百人的规模，洞窟保护、环境治理、历史研究、美术研究等各个部门，分工细致，每个领域都有重量级学者。

回到70多年前，1942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到西北考察，最初提议要建敦煌研究所，系统保护。

1944年1月1日，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第一任所长。

当时无论是人手、物力，都与实际所需相差悬殊。张大千离开时曾对常书鸿说了句玩笑话：留在敦煌，就像“无期徒刑”一样。

第二批年轻人到敦煌后合影

最开始，跟随常书鸿在莫高窟一起工作的只有6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第一批加入进来的人，都离开了敦煌，研究所也一度停摆。常书鸿极力奔走，才保住。

实在人手缺乏，1946年5月，常书鸿又到重庆搞招聘。这一批加入研究所的，有后来成为第二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还有莫高窟建筑的研究保护专家孙儒涧等。

在常书鸿心目中，“把敦煌壁画称之为世界上唯一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当之无愧！”但是敦煌到底有多好，要让更多人知道。研究所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要宣传莫高窟。

1957年在东京举办首次中国敦煌艺术展开幕式

经过精挑细选的临摹，从晋到元朝，各个时代的风格和主题，都表现了出来，常书鸿就把这些临摹创作拿到重庆、南京等地办展览，让更多国人了解敦煌的艺术。甚至出国巡展，把洞窟“不动产”的精华，带到大漠外边，带给更多人。

无论是50年前，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每一次敦煌展，都能引起轰动。

常书鸿故居外景，摄影：孙志军

破庙里搭出一个家

茫茫大漠，如何安家？

2004年，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把常书鸿的家修复，还请来常沙娜和弟弟嘉陵协助，复原家居陈设。到莫高窟参观，看完南边的洞窟出来，走个5分钟，就能一窥常书鸿全家当时的生活。

“煤油灯、笔、眼镜，都是常书鸿用过，留在敦煌的东西。”叶文玲跟我们一一介绍。常书鸿故居门口的梨树，也是常书鸿亲手栽下的，现在还在长。

复原的常书鸿故居内景，摄影：孙志军

常书鸿选了中寺，又叫皇庆寺的一座破庙用来安家，简陋却温馨的安身之地，便有了。

虽然房间小，但母亲还是追求舒适，再简陋也是整整齐齐的。母亲自己则是每日认真梳妆，穿戴得很有艺术家范儿，有时还穿高跟鞋。

土房里没什么家具，但是讲究的常书鸿，还是发明了一个卡在墙角的三角板架，把洗脸盆放在三角板架上，上方放着镜子，实用又简洁。

敦煌食物匮乏到什么程度？在敦煌戈壁滩，没有什么蔬菜，天然的食用菌菇更难以发现，如果谁发现了哪里有菌菇，绝不告诉其他人。

购置生活用品和工作所需，都要到县城，来回八九十里，当时常书鸿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老牛车，往返县城至少一天一夜。

1944年的夏天，常沙娜的妈妈借口去兰州看病，从此离开了莫高窟。再没回来。

常书鸿与李承仙的婚纱照

2年后，常书鸿到重庆招人。一位叫李承仙的学油画的年轻姑娘，自告奋勇来报名。后来她与常书鸿结婚，两人成了一对“敦煌痴人”。一起做研究，临摹壁画。

父与女，两代人的敦煌传承

“没妈的孩子早当家”。早熟的常沙娜还记得当年妈妈走后，爸爸气愤妈妈狠心抛下了家人，他心里还有对家庭破碎的万般无奈。有时候，对女儿和儿子发无名火，冷静下来也觉得很对不住孩子。

他还曾请求女儿退学回敦煌照顾家人，“沙娜，你从酒泉学校回来吧，不然弟弟怎么办？家里怎么办？”

常沙娜回忆说，当时我还不懂，但现在完全能理解爸爸内心的痛苦，家庭和工作压力都大，他太不容易了。

常沙娜在父亲墓地前

1994年6月24日，常书鸿在北京辞世。遵循他的遗嘱，女儿常沙娜将他的骨灰带回莫高窟安葬。

常书鸿的墓，就在大泉河的对岸，莫高窟对面的高坡上，与九层楼相遥望。

年轻的时候，常书鸿就带着女儿一起举办敦煌主题的“父女画展”。

常沙娜临摹158窟

2019年，中国美术馆《花开敦煌》的展览，汇集了常沙娜和父亲常书鸿的近百幅与敦煌有关的创作，引起热议。展览还巡演到了父女俩待过的法国，对常沙娜触动很大。

展览结束后，她还把自己20多幅作品，捐给了中国美术馆。她只捐赠，从来不卖画。

就和父亲一样，她的话里、心里，都离不开敦煌。

题图摄影：孙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