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痛恨金钱，骨子里却梦想发财，“世俗”的巴尔扎克为何伟大？

2020年8月18日，是世界文豪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逝世170周年。

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与之并列为19世纪文坛“双子星座”的作家雨果，面对成千上万名哀悼者慷慨陈词：“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并作出预言：“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将长留于我们这一时代，也将流传于后世的光辉业绩之中……”

雨果的预言后来果然成为现实，巴尔扎克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和再版，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多达数十部。《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经典小说，甚至在不同时代被多次翻拍。2021年，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人间喜剧》也即将上映，人们从未把这位伟大的文学先驱遗忘。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1799年5月20日－1850年8月18日），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96部小说，塑造了2472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合称《人间喜剧》，被誉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作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巴尔扎克是一位具有浓郁浪漫情调的“编年史”作家，同时也是一名“充满激情的梦幻家”（波德莱尔语）。他一方面因个人生活放荡奢华而负债累累，另一方面又以崇高深刻的思想和博大精深的文学成就，被尊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他的《人间喜剧》则被誉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年轻时候的巴尔扎克曾许愿，“早晚我要发一笔大财，或者搞文学，或者搞政治，或者经商，或者娶一位有钱的寡妇。”毋庸讳言，巴尔扎克身上有着极为世俗的一面，他一生都做着天马行空的发财梦，曾多次投身商业活动，却始终与巨富的人生失之交臂。

他本人及其文学创作都是巴黎的产物，纸醉金迷的巴黎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和灵感源泉——而只有当他通过“点石成金手”将发财梦转化成热卖的小说时，他才算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金矿”。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

撰文 |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1829年，在第一部以真名发表的小说《朱安党人》中，巴尔扎克（1799-1850）借小说人物之口感慨道：“小室的墙上伸出许多古怪的隆起部分，全是多热蒙亲自拿一袋袋金子筑成的。这些金子是他的命根子！每逢来到这里，他就像被埋在金矿里一般，处于一种陶醉状态之中。”——这一种“埋在金矿里”的“陶醉状态”也是巴尔扎克本人毕生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尽管在现实中他的这一梦想从未能够实现。

1

巴尔扎克的“黄金梦”：

弃文从商却债务缠身

巴尔扎克的“黄金梦”跟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他的父亲是农民出身，凭借个人奋斗做到市参议员；他的母亲出生于巴黎马雷（直译“沼泽”）区富商家庭，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1816年大学毕业后他不愿当律师，遭到父母强烈反对。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两年之内，父母供应他每月120法郎生活费；两年后如果创作不成功，他仍须回归父亲友人开设的律师事务所。于是，巴尔扎克在巴黎的穷人区租住一间阁楼，每天只能靠三个苏（苏是当时法国辅币，相当于1/20法郎）的牛奶面包果腹。两年后，他的五幕诗剧《克伦威尔》以失败告终，父母无情中止了经济资助。但顽强的巴尔扎克没有妥协，而是选择写作为职业，期盼有朝一日能成为“文学的拿破仑”。

白天，他专注于阅读和写作；夜晚，他时常漫步在塞纳河左岸，混迹于工人中间——“当我倾听这些人谈话的时候，我能体验到他们的生活，我感觉自己身上穿的是他们褴褛的衣衫，脚下蹬的是他们的破皮靴，他们的愿望、他们的需要都进入了我的灵魂，或者说我的灵魂附到了他们身上。”若干年后，他将这一经历写进嘲讽“嗜金症”的小说《法西诺·卡讷》（1836）。在此期间，巴黎一帮文学青年模仿18世纪末伦敦“格拉布街”文人设立文学作坊，为书商炮制流行小说。为了摆脱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巴尔扎克也加入其中——像与“魔鬼”订立契约的浮士德，他期望通过“卖文”实现人生抱负。

巴尔扎克像。

从1820到1825年，巴尔扎克以各种笔名参与或独立创作了十多部通俗小说。生计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但艺术家的良知却让他饱受煎熬。他知道这类粗制滥造的“商品”，绝不会带来他所期盼的荣誉。他把这些作品称作“文学垃圾”、“文学粗饲料”，成名之后干脆拒不承认上述作品乃是出自他的手笔。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经济基础，彻底摆脱为金钱而写作的烦恼，他决定退出小作坊，正式投身商海。

巴尔扎克的第一个商业项目，是与书商合作出版袖珍版《拉封丹全集》。在筹集足够资金后，雄心勃勃的大作家将首印数定在5000册，丝毫没有考虑市场需求。《拉封丹全集》销路不佳，合伙人见势不妙，赶紧抽身退股，剩下巴尔扎克独立支撑。不巧的是，此时他又遭遇另一名无良书商，开出高价将滞销书悉数盘走，支付给他的却是无法兑现的破产商号的期票。为了弥补损失，巴尔扎克决意追加投资收购一所印刷厂，继续印刷出版《莫里哀全集》《高乃依全集》《拉辛全集》——以及他本人的作品。1826年，巴尔扎克的印刷厂在巴黎马雷区的一条小巷中正式开业，但生意清淡，收入微薄，于是次年，这位富于想象力的“老板”又追加资本再次扩大规模，成立将铸字、印刷、出版各环节组成一条生产链的印刷公司。

《巴尔扎克全集》（全30卷）（法）巴尔扎克著，傅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0月

平心而论，由于遗传基因和家庭熏陶，巴尔扎克的商业眼光是一流水准，（印刷业在当时属于朝阳产业）然而他缺乏商海实战的技能：既不懂核算成本，又不会节约开支，更不曾下功夫去研究经商这门学问。尽管他“不得不和纸张油墨打交道、看校样、整理单据”，可是他的思想却总在想象中的世界翱翔，心不在焉——总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他分心，比如当时他正为拿破仑帝国一位将军遗孀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撰写《回忆录》——膜拜贵族（及其夫人）是巴尔扎克一生之痛，为此他不惜伪造档案，在自家姓氏前硬生生加上“德”字，日后在文学圈传为笑谈。

不仅于此，他总是习惯于提前消费想象中的利润（主要用于个人挥霍享受）；而面对书商欠他的债务，则漫不经心地同意对方以积压的书籍作抵偿。在这样一种“佛系”管理之下，公司的债务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更要命的是，早在他出版发行插图精美的《莫里哀全集》之时，当地书商便联合一致抵制这位未来的同行，袖手旁观等待他破产清算，然后可以从容收购他的资产。果不其然，三年之后，由于资不抵债，巴尔扎克被迫贱卖他的“一条龙”企业，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债主将他包围，走投无路的巴尔扎克只好逃到朋友家暂避风头。

巴尔扎克手稿。

商场打拼数年，巴尔扎克不但分文未得，反而欠下父母亲友近十万法郎的巨额债务，终身不得解脱——这一经历似乎告诫人们，干事业光有满腔激情是不够的，许多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们可以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一定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段失败的经历也成为他终身享用不尽的“财富”——日后，在《幻灭》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夏娃和大卫》（1843）中，那位可怜的具有发明天赋的印刷商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巴尔扎克无不一一“身亲历之”。

由于出版销路不畅，很长一段时间，他维持公司经营唯一的办法是借新债还旧债。正是在此过程中，他熟悉了巴黎放债人的种种勾当。他甚至也曾因欠债逾期无法归还而锒铛入狱，饱尝铁窗之苦。他被迫东躲西藏，转移住所，或是让信件投递到错误的地址。他和债务生活在一起，就像和取之不竭的生活源泉生活在一起。而所有这些资源，最终都转化为创作的素材——仿佛同时代的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将他的日记称为“储蓄银行”（Savings Bank），其中隐埋着无数的宝藏。

1994版电影《欧也妮·葛朗台》剧照。

2

文学里的“金钱王国”：

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出透彻研究

“负债为了投资，这就是资本时代。”19世纪初，正值法国从手工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型时期。资本时代的大幕已徐徐打开，与资本运作关系最为紧密的商业与银行业是法国社会的两大支柱。信贷从这时起，也成为商业与银行业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

《巴尔扎克传》（法）安德烈·莫洛亚，艾珉、俞芷倩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

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记录者，巴尔扎克对这一题材极为敏感。莫洛亚在《巴尔扎克传》中曾评价说：“在《人间喜剧》里，金钱，谋财的手段、嫁妆、遗产、交易、银行、高利贷、篡改遗嘱、巧取豪夺的比重同爱情一样多，甚至还要多。……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万能的金钱在他的作品中充当首要角色，即作者本人和他的时代。”从《驴皮记》(1830)等早期作品开始，信用法则便在他的小说中一再显现，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837)中商业法则及其运用更是达于顶峰——巴尔扎克本人一向对金钱、权力和女人着魔，热衷于这种“神圣的三位一体”，而现实的素材经过他的“点金手”巧妙摹画，乃成为当之无愧的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根据巴尔扎克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驴皮记》（2010）海报。

以《高利贷者》（1830）《欧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纽沁根银行》（1838）三部作品为例。波旁王朝复辟后，贵族虽然恢复了“古旧门第”，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经济命脉却操纵在大大小小的金融资产者手里。他们不仅控制了银行、商界、政府信用部门，而且控制着法律、政治和社会风俗，成为“无人知晓的国王”和人们“命运的主宰”，以至于整个巴黎的工商业都要放在他们的“天平”上称量，而后方能确定价值几何。

《高利贷者》中主人公高布赛克主要的剥削方式是放债，通过五至五十分的高额利息盘剥借债人。他及其同伙组成一个操控巴黎经济的无形“裁判所”，其威权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与之相较，葛朗台兼高利贷资本、土地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于一身，其生财之道令高布赛克望尘莫及——葛朗台富可敌国，但生性吝啬，他“爱金子就像爱自己的生命”。

然而，葛朗台守财奴式的精明狡猾比起银行家纽沁根又要稍逊一筹。纽沁根是深谋远虑的阴谋家、政治家兼金融家，他数次使用银行停止支付的办法获取巨额财富。他的发家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的腾挪周转，制造假象，散布谣言……最终在资本市场股票、公债的涨落中收割韭菜，牟取暴利。照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的说法，巴尔扎克笔下反面人物的形象无不栩栩如生（正面形象往往平淡无奇），乃是源于他惨痛的生活阅历和教训。

1994版电影《欧也妮·葛朗台》海报。

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一书中，信用法则及其叙事占据了核心地位。在商业鼎盛期过后，由于既无法收回投资，又融资无门，皮罗多陷入资金周转的困境，被迫宣告破产。小说主人公皮罗多，面对的是个体与法国信贷系统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根本无法化解，主人公最后也被逼上绝境，只能一死了之。城市小资产阶级皮罗多所遭遇的困境，在广大的法国农村其实更为常见。大革命之前，农民普遍遭受封建领主的剥削；大革命之后，由于贵族领主的经济力量被削弱，高利贷资本家在乡村经济战场上一举占据上风，“他们用小额信贷来剥削农民，并且使农民成为靠他们过活的人。”

作为巴尔扎克文学生涯96部作品中唯一一部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农民》（1844）一书对这一高利贷债务系统中农民遭遇的刻画（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曾引起马克思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将《农民》作为论据，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向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扩张及其对农业农村所造成的危害。

众所周知，巴尔扎克处于“信贷是商业的灵魂”的时代，他对信贷和商业书写的持久兴趣，以及独特的表现手法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由于母亲出身于银行世家，其亲友多为巴黎马雷区的商人，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巴尔扎克对这个行业的运作相当熟悉。唯其如此，像18世纪致力于法国金融改革的银行家约翰·劳一样，巴尔扎克对资本逐利导致的盲目投资现象颇为担忧，他认为金融业应向生产企业倾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工商业服务——这一理念在当下仍具警示作用。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和《共产党宣言》，从二者的启蒙作用看，在某种程度上是相近的。”——他们的目的，不仅是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这个世界。

2004年版电影《高老头》海报。

为了宣传他的思想学说，巴尔扎克于1840年与友人创办《巴黎评论》——这是一份每期125页的文学与政治月刊——他在杂志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上发表长文《论工人》，痛斥“金钱王国”的乱象丛生：“当一个国家到了眼里只有金钱的地步（‘选举、政治权利统统建立在金钱之上：你有没有缴纳税金？’），当‘与利润这种反社会运动相对立的任何道德力量’均不存在时，人们便可以明白‘工人的骚乱’何以发生。”

在拥护波旁王朝的奥尔良主义体制中，政府禁止自己充当雇主和工人之间的调停人，但没有禁止自己“炮击聚集在街头和在街头从事犯罪活动的群众”的权力。巴尔扎克尖锐地指出：“当一个政府动用兵力去对付群众时，有错的并非群众。在任何情况下，皆错在政府，甚至在政府是获胜者时亦是如此。”《巴黎评论》总共出刊三期——一方面由于言论尺度过大，随时有被政府查封的危险；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的账面亏空（杂志订户只有区区300名，而根据成本核算，至少要有2000户才能维持生存），于是被迫停刊。

像马克思一样，尽管终身不免为金钱所困，但巴尔扎克总能洞悉其本质，正如他在文章里所说，资本所到之处，地球几乎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了。而金钱带来的人性的扭曲，也为巴尔扎克提供了无尽的题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脚注中写道：巴尔扎克“对各色各样的贪婪做了透彻的研究”，这种对性格、贪欲的各种“细微差别”的细心态度，使巴尔扎克创造出来的不是一些抽象程式的脸谱化人物，而是一系列具体生动同时又是社会“典型的”性格。

换言之，他凭一己之力，创造出一个包含2400位栩栩如生人物形象的文学世界。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书信中，马克思建议老友去读一读巴尔扎克的短篇《不出名的杰作》和《言归于好的麦尔摩特》，并宣称“这两本小杰作充满了值得玩味的讽刺”。马克思将巴尔扎克和塞万提斯并列在西欧“所有小说家”之上，并曾一度下决心研究《人间喜剧》，可惜时间迫促，未能如愿。

根据巴尔扎克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交际花盛衰记》（1975）海报。

3

《人间喜剧》的艺术宝藏：

“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

与马克思的看法一致，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对巴尔扎克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在恩格斯看来，一切“经济细节方面”的知识，纸上得来终觉浅，必须要像巴尔扎克一样“践行”之后，才能变为真正有用的知识。

以金钱对艺术的“毒害”为例，巴尔扎克对此无疑有切肤之痛。他的鸿篇巨制《幻灭》三部曲（1837-1843），刻画了作者与出版商之间既尔虞我诈又狼狈为奸的经典场面。书中的出版商道利阿因为诗集销路不畅，拒绝出版诗人吕西安的《长生菊》，并且声称作为出版商，“我是做大生意的”，诗集“没有什么赚头，犯不上花钱推广”。满腹经纶的吕西安处处碰壁，正如小说中一位熟稔文坛内幕的记者所说：“当今的作家对待新人，比最粗暴的出版商更蛮横、更冷酷。”

当然，在出版商和书店老板眼里，不单单诗集是平常的商品，报纸也不过是用来“贩卖思想的妓院”——报刊文章“只有拿稿费去衡量他的价值”。日后改行当记者的吕西安，所写的无非是一些庸俗的马屁文章，以及迎合低级趣味的无聊小品，却大获成功——其奥秘就在于他为老板带来了金钱和“利润”。巴尔扎克据此评价说，“文学事业原来有着一副恶俗的生意面孔。”崇拜巴尔扎克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由此发明“拜金艺术”(Mammonart)一词，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还为此写过一篇题为《拜金主义》（1925）的文艺评论，其题旨便是巴尔扎克的名言：“荷马……与缪斯姘居共处。”

根据巴尔扎克小说改编的电影《人间喜剧：朗热公爵夫人》（1995）剧照。

巴尔扎克（与福楼拜一道）被誉为“现实主义大师”，他对现实主义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典型人物形象和社会风俗的细致刻画，并表现出人物性格在社会环境中的变化和发展。他在《人间喜剧》中所塑造的高老头、葛朗台、高布赛克、拉斯蒂涅、吕西安、贝姨、伏脱冷等经典形象，已经成为文学史的样板（这些人物虽然都很“典型”，却并不像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一样僵化），对日后欧美乃至世界范围内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巴尔扎克本人对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同时他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描写社会现象，还必须阐明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坚信作家的使命在于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评价他的《人间喜剧》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表现手法上，“除了细节真实外，还更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人物再现手法是巴尔扎克人物塑造的一大特色。人物再现有多种形式：一是小说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出现过二三十次，在多部小说中反映他们的不同经历，最后构成这个人物的完整形象；二是并列出同一阶层人物的代表，或把小说人物的性格作对比，而这些人物都是在不同的小说中出现的。

据传记作家考证，巴尔扎克的“人物再现法”受到美国小说家库珀的启发——库珀用“皮袜子”串联五部小说集结而成《皮袜子故事集》，在市场大获成功。于是巴尔扎克调整思路，将计划中137部小说的近三千名人物形象进行统筹安排，并将此前小说中一些人物加以系统化。如此一来，他便可以“编年史的方式”立体地呈现巴黎和外省的公共及私人生活场景。正如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泰纳所言：“真正使他成为哲学家，而且超乎一切伟大艺术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连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连接，同一个人物重复出现，而彼此关联……从来没有艺术家聚积了这么多的光辉于其所要描写的人物，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完美……”

电影《巴尔扎克激情的一生》（1999）中，巴尔扎克与一位贵族女性。

毋庸置疑，通过宏大深邃的视野和精细入微的刻画，巴尔扎克的创作为小说这一体裁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并使得小说获得了空前的表现力。在此之前，法国小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故事（以及罗曼司）的格局，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力都有相当的局限性。而巴尔扎克不仅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同时也扩大了文学的题材，使得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貌似与文学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能得以描绘。

作为艺术品，他笔下的各类小说或许不够精致，但气魄宏伟，生气勃勃，和它们所揭示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同时又比现实生活更加集中、凝练和强烈。此外，他还借鉴了其他文学题材的特点，将戏剧、史诗、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入小说创作中，使小说成为文学殿堂的瑰宝。正如文学评论家所说，在他之前，小说一般归为通俗文学（悲剧才是高雅文学），是巴尔扎克“使它登上了大雅之堂，并上升为主流文学”。

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学界享有崇高地位，与雨果并称为19世纪文坛“双子星座”。巴尔扎克弥留之际，曾对前来探望的雨果宣称，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如愿完成《人间喜剧》。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面对成千上万名哀悼者，他的同行兼好友雨果慷慨陈词：“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并且做出预言：“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将长留于我们这一时代，也将流传于后世的光辉业绩之中……”

根据巴尔扎克小说改编的电影《贝蒂表妹》（1998）海报。

4

取之不尽的文学“金矿”：

靠天才的灵感与文学激情铸就

表面上痛恨金钱，骨子里却梦想发财，这是中产阶级的巴尔扎克“庸俗性”的体现。勃兰兑斯在系列丛书《19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一书中，以诗人戈蒂耶（1811-1873）的口吻，对巴尔扎克的“商人梦”进行了绝妙的嘲讽：因为没能按时叫醒这位大作家，“我害得他损失了一万法郎，因为要是他早些醒来的话，他会构思一部小说，那部小说本该赚到那么多钱……我使他错过了同金融巨头、出版商人、公爵夫人的约会；他将没法偿还到期债务；这次要命的睡眠简直破费了他几百万……”而戈蒂耶之所以不忍扰其清梦，乃是因为他深知巴尔扎克为完成《人间喜剧》庞大的创作计划，不得不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时间长达二十年。

传记电影《巴尔扎克激情的一生》（1999）中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通常每晚6点上床，半夜12点起床，一口气工作16个小时，只有在早上7点时沐浴更衣并稍作休息（这也是出版商来取稿件的时间）。他平均每三天用掉一瓶墨水，更换十个笔尖，可见用力之勤。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他文思泉涌，每天至少完成手稿近20页。有时候进入“疯魔”状态，则产出更为惊人：数十万字的《高老头》，三天之内一气呵成——由于严重缺少睡眠，导致他不得不饮用大量咖啡来提振精神，并最终损毁了健康。在这一点上，正如他的一位竞争对手所言：“巴尔扎克活在五万杯咖啡上，也死在五万杯咖啡上。”

巴尔扎克之所以如此忘我地投入工作，除了天才的灵感勃发，更主要的还是源于偿债的压力。为了讨好每一任情妇，他不惜花费重金，购置宝马香车，装修豪宅别墅——而他动用的往往是出版商的预付稿酬。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他在写作方面却一向精益求精，不肯丝毫懈怠。他的每一部作品，少则修改几遍，多则十几遍，其中大部分是将清样推倒重来——据说稿酬相当一部分由此又重新回流入印刷商的口袋——使得他的发财梦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他的最后一任情妇汉斯卡伯爵夫人，之所以迟迟不愿答应他的求婚，正是出于对他巨额债务的担心（1850年二人成婚，5个月后巴尔扎克去世）。

位于巴黎拉雪兹公墓里的巴尔扎克墓。

据勃兰兑斯考证，这位沉迷于梦幻的大作家平生最疯狂的发财梦，是1837年他在热那亚时曾计划开发罗马人银矿旧址提炼纯银。为此他不惜花费宝贵时间，长途跋涉到撒丁岛察看矿苗。矿藏的实际情况和他的预期一模一样；可是当他向都灵当局申请开矿许可时，他才猛然发觉那位热那亚朋友已捷足先登，抢先注册了采矿的专利权（后摇身一变成为巨富）。他为此懊恼不已，但毫无疑问，这桩“风险投资”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于他而言或许是一件幸事——照传记作家的说法，巴尔扎克宛如传说中具有“通天神眼”的人物，似乎本能地知道财富埋藏的地点，但唯一遗憾的，是他缺少传说中希腊国王弥达斯（Midas）的金手指！

巴尔扎克1848年8月31日写给保罗·盖维尔的信件，信的大致内容为巴尔扎克请盖维尔为持有此信件的人引荐。

当初为了获得经济独立，年轻的巴尔扎克毅然投身商海，直至晚年仍未放弃他的发财梦想。然而，事实证明，巴尔扎克根本不谙商业王国的实际运作手段，却只擅长于各种异想天开的文学想象。终其一生，这位“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其实是一名“充满激情的梦幻家”（波德莱尔语）：巴尔扎克本人及其文学创作都是巴黎的产物，纸醉金迷的巴黎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而只有当他将天马行空的发财梦，通过点石成金的“葵花手”转化成市场热卖的小说时，他才找到了真正的“金矿”。《人间喜剧》便是这一座取之不竭、永垂不朽的文学“金矿”。

撰文：杨靖；编辑：徐伟；校对：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