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儒学联合会原副会长张西平：如何从文化交流走向文明互鉴

2020年月8月20日，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岳麓高峰论坛以现场加连线的方式举行。本次论坛由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贵州心悠然酒业提供战略支持，论坛围绕“文明互鉴：我们如何与世界对话”这一主题展开。

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原副会长张西平以“中西对话：如何从文化交流走向文明互鉴”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张西平在演讲中表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崛起，也并非源于所谓文明优越性，而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对其他文明成果的吸收。历史和现实都昭示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之道在于多元共存。

现场演讲实录如下：

张西平：我的演讲题目是“中西对话：如何从文化交流走向文明互鉴”，一共分四个问题。

一、15-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人最早向西行恐怕是汉代的甘英，他大约到了地中海的东岸。走得最远的恐怕是列班扫马，他到过英伦三岛，去过巴黎，最后在巴格达当了主教，把他称为中国的马可波罗实不为过。西方人最早来到中国的恐怕是法国人柏朗嘉宾。蒙古时期，他作为教皇特使从巴黎来到了哈刺林。

西方人来到中国并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其实元代时来到中国的西方人还很多，在北京当主教的意大利人——孟高维诺，在泉州当主教的安德列，他的墓碑今天还在泉州能看到。但论影响，没有一个人超过马可波罗。马可波罗笔下的契丹非常富饶，香料堆积如山，黄金遍地，大汗的皇宫比天堂还要富足。马可波罗给欧洲人留下一个神奇的东方梦，一个他们在漫漫的中世纪长夜，在酒馆里永远谈不完的话题，一个和欧洲教堂里那严肃的祈祷完全不同的快乐而富饶的东方。这个东方的神话激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从那以后，异域的契丹就是欧洲人最向往的地方。

自幼喜欢航海，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哥伦布是马可波罗的崇拜者。这个意大利热亚那人决心要找到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当时在地理学家托斯卡内里的指导下，给他画了一个马可波罗的西征图。1492年10月12日，他们经过30多天的不见陆地的航行，哥伦布的船队终于见到了陆地，这就是巴哈马群岛。在岛上他们见到了印第安人，他们还处在原始社会的后期，新石器时代，男女老少都一丝不挂。哥伦布认为这可能是亚洲的边缘，它称为大印度地区。

达·伽玛无疑是葡萄牙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当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西印度（美洲）后，对葡萄牙人刺激很大，契丹的财富不能落在他们的死对头西班牙手中，所以当时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决定派达·伽玛率领船队远航。他们沿着西非海岸线航行，到达东非海岸莫桑比克时靠岸。他们看见了两个头戴丝织帽的头领，并把一些印花布给了他们，因为郑和离开这里不过70年。这个地方是郑和下西洋走得最远的地方。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洋西端的马六甲，这是中国的所属国，这意味着葡萄牙在印度洋海上的殖民地国的轮廓勾勒完毕，也标志着他插手太平洋贸易的肇始。穿过马六甲海峡，广阔的太平洋就展现在葡萄牙人的面前。

“寻找契丹，这是西方100年航海史的灵魂。”如果说西班牙在北美发现的是土地，那么葡萄牙在远东发现的则是文明，一个高度发展的中华文明，一个比基督教文明还要悠久多的文明。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福建外的海域相逢时，当麦哲伦1522年完成环球航海时，世界合围。全球化的时代开始了。

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骤然间邂逅相遇，从此拉开了二百年东西方两大文明交流、相融的伟大时代，一个欧洲和中国初恋的美好时代。这两大文明的热恋时代的牵线人，便是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2.9-1995.3.24)曾说过：“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入华相比，因为他们既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科学”。

第一个实行这一路线的是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 S. J.，1543-1607）。罗明坚到澳门后学了汉语，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出现在广州每年对外国人开放的贸易会上时，马上引起了中国官员的注意。1583年罗明坚来到了肇庆，开始在肇庆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当地官员王泮起名“仙华寺”。不久，罗明坚回到欧洲，他的老乡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到了肇庆。罗明坚返回欧洲后，利玛窦独撑中国局面，他做了两件大事，从此开启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局面。第一，脱去袈裟，换上儒袍，修正过去的以“西僧”出现的局面，改为“合儒易佛”；第二，进驻北京，接近明王朝。1601年，利玛窦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入北京，并靠他进呈给万历皇帝的自鸣钟，在北京住下了，成了万历皇帝的门客。1610年，利玛窦病逝北京。基督教从此在中国真正扎下了根。

康乾盛世西洋风，来华耶稣会士向中国介绍全新的知识，数学上翻译了《几何原本》（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撰），天文学上编制了《西洋新法历书》（明代徐光启、李天经等撰），物理学上出版了《奇器图说》（明西洋人邓玉函撰），绘制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使中国开始知道地球是圆的。来华耶稣会的新知识也吸引了不少中国士大夫，从徐光启到李之藻等一批人，西学东渐为中国传来了新知识、新文化。

宗教、战争、贸易这是人类历史中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三大途径。以耶稣会为代表的传教士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传教士这个站在文化交流的双轨线上的团体，成为中国和欧洲早期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和桥梁。正是通过这个中介，中国和欧洲双方在精神层面上相识；正是通过这个桥梁，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传入中国，促成了明末清初的思想和文化的重大变化。

同时，也是通过这个桥梁，中国文化思想传入欧洲，“中学西传”催生了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如果和1840年以后中西文化关系相比，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处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那是一个相互仰慕、相互尊重的时代，虽然，各自都是从自己的立场来吸收对方、解释对方、理解对方，但总体来说，那却是两个文化没有仇视，没有欺诈，只有相互学习的时代。分歧是有的，冲突也不乏激烈，但一切都集中在文化的理解上。胡适认为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文化间一见钟情的典范。这的确是一个精辟的概括。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和西方之间相处最平稳的时代，是中西文化相互理解最平和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中西关系是中国和欧洲直到今天仍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19世纪中西关系逆转

18世纪中国是欧洲的榜样，从思想家到平民，中国都是其学习和生活的榜样。如拓克维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对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国家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和知识分子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为何到19世纪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关系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呢？中西之间发生了“大分流”？这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英国崛起，无疑，英国本身的工业革命是重要的，英国的科技发展也是重要的，但仅仅从西方内部看欧洲的崛起，并认为“并不是殖民主义和武力征服导致了西方的崛起，而恰恰相反，是西方的崛起依靠技术力量和其他地区的衰落才使得欧洲强权得以在全世界不断扩张。”

但是也有人反对这样的观点，如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说：“那么西方是怎么兴起的呢？如果说西方或西方的生产方式有什么特殊之处，而且西方在1800年以前甚至不抱有任何霸权的奢望，那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肯定有另外一些因素起了作用，或者有另外一些尚未提到的情况使这些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迄今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大多数探讨都不免牵强附会、生拉硬套，因为它们仅仅在欧洲路灯的光亮下寻找这些因素”。

西方的兴起不可能完全凭借自身的力量。相反，任何“西方的兴起”肯定是在世界经济之内发生的。因此，仅仅甚至主要在西方或其某个部分来寻找这种兴起的原因，是徒劳无益的。如果说这样做有什么“效用”的话，那只能是意识形态的效用，即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时候带去了欧洲人已经完全具有免疫力但美洲当地人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疾病——感冒、梅毒，由此造成了美洲原住民的大量死亡。“现在已很难确知美洲土著的死亡人数到底达到90%、95%还是98%（这种估算需要以美洲最初的人口基数为依据，而这一数据目前尚不确定），但很明显这一场浩劫在世界历史上是规模空前的。到1600年，欧洲人来到新大陆一个世纪之后，拉丁美洲的人口数已降低到只有几百万。到1700年，当灾难波及至北美洲时，最后只有几十万北美土著（在今天的加拿大和美国一带幸存下来）。” 西班牙入侵美洲，不仅灭绝了那里已经发展起来的文化，而且无意间灭绝了美洲当地的土著居民。

从全球史角度看，欧洲人占领南北美洲是近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中国与欧洲大分流的重要因素。广阔的地理空间，无尽的自然资源为欧洲的发展提供了完全崭新的条件。从当时中西经济的联系来看，西班牙对南北美洲的征服，为欧洲市场提供中国急需的白银，欧洲才搭上了由中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末班车。

我们再看英国。首先从它和印度的关系展开。“1700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棉纺品出口国，其纺织品不仅是为了满足英国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需要。除印度广大的国内市场外东南亚、东非和西非、中东和欧洲是其主要的出口市场。…1750年印度的纺织品生产量足有世界的四分之一。”

1757年，英国从普拉西战役开始了征服印度的历程，在此后的50年中，英国控制范围日益扩大，1875年整个次大陆成为其正式的殖民地。这只是印度开始衰退的第一步，长期以来英国是印度的棉纺织品的出口国，但从把印度变为殖民地后，角色开始变化。

18世纪，英国曾提高关税限制印度棉纺织品在英国的出口，但现在他们成了印度次大陆的主人，英国棉纺织品进口印度的关税完全被取消了，由于价格低廉，很快印度本土的纺织品开始败下阵来，从英国进口的棉纺织品越来越多，印度的棉纺织厂破产的越来越多，到1820年时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印度纺织品工人失业。印度一度发达的棉纺织品业就这样在殖民政策和所谓的“自由贸易”的政策下被英国彻底摧毁了。表面上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张政府对贸易的不干涉，使贸易自由的发展，实际上是英国在精心策划下击垮了印度的棉纺织业，将印度的棉纺织业从出口变成了进口。

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从16世纪已经成为欧洲人最喜欢的商品，喝茶已经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大量的购买中国的茶叶，白银便开始流入中国。必须找到一种商品让中国人购买，以解决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鸦片是作为医用的，英国人看到了这一点。

从1773年开始，英国获取了孟加拉生产鸦片毒品的垄断权，通过各种途径将鸦片运往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在19世纪30年代每年达到3400万盎司的鸦片运入中国，同时白银开始向英国回流。为了在中国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当中国政府开始抵制鸦片贸易时，两个帝国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结束，《南京条约》签署，使英国获得了2100两白银的赔偿和香港割让给英国，由此拉开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近一百年的侵略和掠夺。

十八世纪，英国在与法国的连年战争中，于 1713年签署了《乌德勒支条约》，这个条约使英国人成为向美洲贩卖黑奴的贩子。为每一个黑奴买一套服装，英国才赚上了第一桶金。全球扩张，侵略与奴役、贩毒，经济的扩张与军事上的侵略，英国才走上了发展之路。全球的财富开始向英国集中，18世纪后期所说的英国工业革命像静静的小溪，19世纪欧洲的主要特征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中成为了奔腾的大江。

当欧洲的资本和技术与不发达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相结合、首次导致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时，世界生产率无法估量地提高了。事实上，世界工业生产在1860至1890年间增加了三倍，在1860至1913年间增加了七倍。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 100万英镑上升到1880年的302,400万英镑、1900年的402,500万英镑和1913年的784,000万英镑。

三、走出西方中心主义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逐步率先走向现代化，在他们强大以后，一些欧洲中心主义者将自己的发展和成就说成是欧洲自身思想发展的结果，与其他文化发展没有关系。希腊被称为西方文明之根，如黑格尔所说“欧洲人只要一提到希腊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家乡之感。”西方哲学家都将希腊称为欧洲文化的童年。实际上，希腊文化最主要是受到埃及文化、亚述文化等东方文化的影响。

这点，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过：“埃及人如何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做了什么，使得自己成为希腊那一部分的国王，别的作家都记载了，希腊的纪念仪式、习俗都是从埃及搬来的。希腊人从埃及那里学会了占卜术，并将他在埃及学到的许多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带到了希腊……希腊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来自埃及。”为何希腊和埃及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呢？因为埃及曾经殖民过希腊。希罗多德不是希腊人，他是一个波斯人。

近东的亚述、今天的叙利亚和苏美尔，曾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创造世界文明的辉煌者，他们曾是希腊的老师。这一文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地区孕育了许多世界之最：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最早的议会制雏形;最早的国家行政学院;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灌溉农业,开展了人类最早的对外贸易,实践了最早的封建租佃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人类最早的公司形式,最早的职业经理人,最早的股权激励形式。等等，这都是今天战火纷纷的叙利亚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1958－）认真研究对比了欧洲和印度、中国在1750年时各自在科学技术上的特点，他认为：“总的来说，1750年的欧洲已经拥有独一无二的综合科技水平的观点需要给予很大的纠正和限制。” “尽管近两百年的工业化总的来说是劳动的节约和对资本的需求，但假定始终是重大发明创造的理由仍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彭慕兰想要表达的是，在1750年时，欧洲在科技上并未完全超越东方，将欧洲在现代化的胜出归结于科技是没有太多根据的。在他看来，欧洲和亚洲在1750年后的分流主要是新大陆的发现和英国在东方的殖民活动。通过新大陆的发现，欧洲解决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走上了效率性的发展道路，而中国走上了劳动密集性的道路。英国在扩张中获取了财富，财富奠基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催生了科技的革命，在发展中扩张，在扩张中发展，移民的大规模展开、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迅速的欧化、对印度和中国的殖民战争、对非洲的贩卖黑奴，欧洲人在一个世纪里统治了整个世界，英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当法国人深入非洲，当英国人测量了新西兰的海岸，当德国人迷恋了印度文化的神秘时，自然再不会产生18世纪那种钟情于中国文化。不但如此，他们反观中国文化，开始以一种欧洲发展所带来的自豪感，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中国文化。中国热完全消退，此时在大多数西方思想文化领袖那里，东方已经成为衬托西方进步的一个对象，一个说明欧洲文明优越的有力证明。

希腊思想和文化保存了阿拉伯的百年译经运动，他们将希腊的文献绝大多数翻译成了阿拉伯文。文艺复兴就是将这些阿拉伯文的希腊文献重新翻译回意大利文等欧洲语言，从中发挥出新的思想。一些欧洲中心论者认为，阿拉伯人并没有多少新思想，他们只不过是保存下来了希腊的文献。这种傲慢的态度完全违背了基本的历史。

因为阿拉伯学者不仅翻译了希腊的文献，他们还从波斯、印度以及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医学、数学、哲学、神学、文学和诗歌方面的成就。“然后,他们在犹太科学家和翻译家的帮助下,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这不仅仅是对希腊知识的简单整合,也是对希腊思想的批判继承,同时使它们在新的方向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个过程说明，巴格达在世界经济中曾处于中心地位，它不仅接受了新的亚洲思想，而且对其重新改造,然后传播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地区。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真正来源，是阿拉伯人。

一些西方学者也是承认如此，他们说，人们发现穆斯林所拥有的缜密思维和渊博学识，远远超过了从古罗马那里所获得的……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可能没有人能够比他们(欧洲人)更安于窃用这些外族遗产了。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这样写道：“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眼光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启蒙运动与东方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更为明显。当来华的耶稣会士将中国经典陆续翻译成欧洲语言，在欧洲各国出版后，在欧洲逐步形成了18世纪的中国热。对欧洲来说，中国形象在欧洲产生重要影响。来华耶稣会士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在欧洲的不断出版，特别是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出版，在欧洲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来华耶稣会士介绍的儒家思想、所翻译的儒家经典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高度重视。

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当时最关心中国的哲学家，他从孔子的哲学中看到自然神论的东方版本。在西方宗教的发展中，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开启了解构欧洲基督教人格神的神学基础，传统神学将自然神论视为洪水猛兽。莱布尼茨通过自然神论来调和孔子与基督教的思想。

《风俗论》是伏尔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写下了第一部世界文化史，开篇就是中国。这和当今西方人编写的世界史完全不同。他说，东方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之前就有自己的历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东方呢？借助中国、借助孔子，启蒙思想家们吹响了摧毁中世纪思想的号角。

东方在世界体系中绝非无足轻重，在西方走向世界时，东方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启蒙时期思想的实际发展过程，说明欧洲思想不是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仅仅回到希腊，西方的思想发展不出近代的启蒙思想观念。

在欧洲强大以后，他们改写西方思想文化发展史，并设置了东方和西方、现代与传统二元对峙的思想和文化发展模式，并将其作为训导东方的思想模式，一些西方思想领袖希望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改造世界。如德国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将其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代表是完全可以的。五四以来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这样的模式。历史告诉我们：西方的发展不仅始于与其他文明的互鉴结果，同时，其现代化初期是有原罪的，这就是殖民史。

四、多样文明 一个世界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文明互鉴的历史。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与融合已经走过几千年的路程。在东方世界的历史上，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长期是亚洲其他文明辐辏的一道光景。中华文明的传入，成为推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催化剂。东亚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就是一个历史的明证。

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是在吸收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从汉代到唐代，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袄教、摩尼教，先后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文化不仅汲取了佛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和有益成分，也对其进行了改造和转化，以丰富自己，并铸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禅宗。

同样，中国四大发明对人类作出过重要贡献。16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评价说，没有一个帝国、教派和人物能比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在欧洲人看来，来自中国的科技发明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大杠杆，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19世纪是西方人独霸世界的世纪。当西方人用刀和火耕种了这个世界后，多样文明在西方文明的高歌猛进中消亡，历史在悖论中曲折前行。鸦片战争拉开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殖民，中国极弱极贫，国力衰败，19世纪的中西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中国近百年的自强历史是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西方成了中国的榜样。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开始走向富强之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了持续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经过总量和发展质量也在不断提升。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9年已是日本的3倍。

中国不仅经济总量继续增长，而且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社会转型着眼点就是高质量的发展。中国在科技上的投入也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近年来的科技投入占GDP总量的占比一直保持在2.2%，居世界第二位。趋势“中国制造2020”计划涵盖了高端装备、5G等新科技领域。

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西方国家四百年来建立的其主导国际秩序，在一旦有新崛起的国家有可能会危及到其霸权地位和损害到其垄断利益时，西方国家必然围剿和打击。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从人类文明史中寻找智慧，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解释自己，寻找文明互鉴之道。

2019年5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深刻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实现人类文明和谐的重要意义。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这些都是我们正确处理文明相处的正确原则。当下中国和美国处在极为紧张的冲突之中，美国试图通过野蛮的强行压制的方法来打压中国。中国始终主张和而不同，希望和平相处。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更能感受到文明互鉴之重要，它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唯一正确思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