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古典旗袍痴迷者、设计者

张爱玲的小说虽然有英式风格的特征，所写的社会背景也涉及许多华侨海归或留学生之类的身份，但在描写人物时，她的刻画遵循了《红楼梦》式的古典小说风格，从鞋子、首饰、衣服等细节描写出一个个精致立体的人像。

而在诸多类型的衣饰中，张爱玲又对旗袍情有独钟。事实上，张爱玲本人也是个时装设计的爱好者，在早年她不仅为旗袍画设计图，还亲自动手裁剪制作。不同类型的旗袍，已经成为张爱玲寄托自己与小说人物气质的一部分。

整理+撰文 | 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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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照片上的织锦缎旗袍

张爱玲最经典的照片就是那张插着腰，斜仰上方的姿态，可惜，这张照片是黑白的，人们并不能知晓当时张爱玲穿着的衣物究竟是什么颜色。打算用彩色技术再现张爱玲服装的设计师也只能通过作家的个人喜好进行猜测，最终在参考了张爱玲所有文章中留下的线索后，结合个人偏好与服装款式进行推断，认为这件衣服最有可能是葱绿色。

另外，张爱玲本人还偏爱强烈的对比色，包括中国传统审美中忌讳的“红配绿”。她曾在文中写道，“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和‘和谐’两条规矩——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明显的；两种绿越只是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

这种在强烈对照中寻找“和谐”的观念，可能也与张爱玲的成长环境有关，生长于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摩登结合的环境中，张爱玲用这种糅合的方式表达着自己鲜明的个人气质。

张爱玲与旗袍。图片来自《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2020年5月）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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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白蝉翼纱旗袍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本是抱着不得已的态度去与范柳原相亲的，她所在的家庭没有给她遗留很多个人选择的空间。在小说中，张爱玲有一段关于白流苏独处时的描写：

“范柳原真心喜欢她么？那倒也不见得。他对她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床架子上挂着她脱下来的月白蝉翼纱旗袍。她一歪身坐在地上，搂住了长袍的膝部……蚊香的绿烟一蓬一蓬浮上来，直熏到脑子里去。她的眼睛里，眼泪闪着光。”

白流苏的这件“月白蝉翼纱旗袍”，有很明显的暗喻意味，在此之后，白流苏的身上再没出现过类似风格的着装，取而代之的是时髦的长背心、鲜明的油纸伞，仿佛跪在床边的白流苏正在与昔日某种纯粹的自我告别，而后毅然地将自己投入婚嫁的染缸。此外，月色在张爱玲小说中也有独特的氛围含义，《倾城之恋》中，月亮在故事末尾处随着战火再次出现，“月光中闪着银鳞……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月白蝉翼纱旗袍时隐时现的出场，在白流苏身上不仅象征着凄凉、无助，同时也有着纯粹、自我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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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偏爱的宝蓝色

张爱玲本人很喜欢宝蓝色。小说里的人物经常穿着一身宝蓝色旗袍登场，例如《色戒》里的王佳芝，“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而她自己也经常使用宝蓝色绸缎制作时装。

《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就曾经接受过张爱玲宝蓝色绸缎的馈赠。当时他帮助张爱玲改编了《倾城之恋》的舞台剧本，在新光大戏院成功上演后，张爱玲特别高兴地赠予了柯灵一份礼物。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旗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

不过偏爱归偏爱，张爱玲本人的衣服颜色终归要比宝蓝色刺眼许多，“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款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这也与她本人的性格相符。在《万象》发表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的具有攻击倾向的文章后，张爱玲直接选择与编辑部绝交。

但也许，因为刺眼的终归是罩在外面，内里依旧是个宝蓝色温柔的人，张爱玲虽然与编辑部绝交，与主编柯灵的友谊却神奇地保持了下去。

张爱玲手绘《心经》人物，许小寒与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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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红鸭皮旗袍

“颀长洁白，穿一件樱桃红鸭皮旗袍”——这是《心经》中对段凌卿的描写。这个衣服乍看很美，但结合段凌卿站立的场景，“一片柠檬黄与珠灰中”，多少显得有些诡异。这件樱桃红鸭皮旗袍所展现的人物性格，是扭曲而浮华的。故事中，段凌卿因为与小寒长得像，从而成为小寒父亲情感的替代品，成为了小寒父亲的情妇。

张爱玲一直在小说中尝试挑战心理的禁忌。《心经》中所描写的恋父、寻求替代品等心理无疑是扭曲的，但从侧面来说，在文学中直接描写这种心理，也丰富了读者们对心灵的认知状况，在上个世纪的氛围中，这种笔调无疑具有强烈的冲击力。

而生活中，张爱玲本人对“奇装异服”的喜爱也让替她做衣服的服装师感到头疼。据师傅吴春山回忆，张爱玲“常常把不切实际的想象加进来”，两个人经常为一个领口一个纽襻发生口舌，张爱玲总是哈哈大笑地说自己就是要穿得鲜艳些。“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线勾出……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而无法体现与他人的不同，或许才是在张爱玲心中最无法接受的一件事。

本文内容参考自《张爱玲的闺房》（陶方宣 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