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旧梦，是被电报线叫醒的

✎作者 | 言九林

近年来，中国的“技术创新”一直是被世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从5G到前沿生物技术，从芯片到自主开发的各类操作系统。当下中国的每一个动作，都被瞩目与解读，中国的形象是一个乐于使用各类新技术以谋得发展的国家，而非一个对新技术麻木、迟钝的国家。

但清末的中国，却和当今我们熟悉的今日中国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新技术和旧价值的冲突给晚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当清廷做出改变，试图适应时代时，却为时已晚。电报的使用，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电报是一种极高效的新型信息传递工具。

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始于1830年代，随后快速发展。1850年代，英国与法国、荷兰等国，已通过海底电缆连接了起来。1860年代，海底电缆横跨了大西洋。1870年，英国敷设了本土-印度-新加坡的海底电缆；1871年，又敷设了新加坡-香港的海底电缆；同年，丹麦大北电信公司也敷设完成了香港-厦门-上海-长崎-海参崴的海底电缆。

19世纪晚期世界各地都已被电报联系起来。图/维基百科

较之驿站、信鸽、烽火等传统手段，电报的迅捷无可比拟，正是清廷这种幅员辽阔的国家所急需的统治工具。它可以有力地帮助清廷将中央的意志及时传递给地方，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和边缘地带的控制。

但在整个1860年代，清廷对电报却持高度反对立场。

被“妖魔化”的电报线

1862年，俄国公使请求修建北京-天津的电报线路，1863年英国公使提出修筑恰克图-海口电报线路，均被总理衙门委婉否决。否决的理由，或是对电报的运作原理“本大臣现在尚未能逐层了然”，要等日后搞明白了才能讨论；或是中方不能“保其永固”，无法保证电报线不被民众破坏。

这些说辞，并不是总理衙门的真心话；或者说，至多只能算总理衙门的一小部分真实看法。1865年，总理衙门向各省将军与督抚下达过一份指示，要他们竭力阻止洋人在中国修建电报线路，其中提到了朝廷真正的担忧：洋人有了电报线路后，就可以隔着数千公里传递消息。

总理衙门接见外国外交官员。图/维基百科

中国的公文还没送到朝廷，洋人已先得到消息，这会给国防和外交带来麻烦（与担忧修筑铁路会让列强的军队朝发夕至，逻辑大体相似）。而且，线路一有损坏，洋人就会借口大清官民保护不力，生出许多外交事端。

1865年6月，利富洋行的英国商人雷诺（Reynolds），在英国领事的支持下，无视清廷禁令，擅自在川沙厅-上海沿线地区树立电线杆、铺设电报线路。江南海关道丁日昌，向上海和川沙厅的地方官面授机宜，命他们组织百姓，趁夜拔掉英商树立的电线杆。英国驻华领事，则以两国条约内未提及电报之事为由，与丁日昌交涉要求赔偿。

丁日昌回应称：第一，总理衙门已有明确规定，“所有沿海内地，俱不准设立电气线，致与风水民生有碍”，且强调“条约所不载之事，即属不准之事”；第二，据地方官调查，这些电线杆“系该乡民因有碍风水农田于夜间拔去，但不知何人所拔，无从查问”，而且该地乡民正联名控告此事，说外国人在当地树立电线杆之后，“致与风水有碍，近日百姓竟有无故暴病死亡，众情汹汹”。

英国照会要求赔偿，总理衙门也依据丁日昌提供的说辞予以拒绝。此后，“中外国情不同、设立电线杆架设铜线会妨害风水、引来民众敌视”之说，就成了地方将军督抚们拒绝电报建设的一种常规理由。

1869年，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试图走高层路线，通过自己与总理衙门的密切关系，将电报这项先进技术引入中国。他在美国费城学会了怎么使用电报机，又自费随身带来了两套器械，“一套是Morse制的，一套是备有字母盘的”。

丁韪良（1827年-1916年）曾经是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图/维基百科

奕䜣从总理衙门派了四个人去丁韪良家中观摩学习。但丁观察到，这些人对电报似乎仍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我做实验的时候，他们只是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的样子。其中有一位是个翰林，竟轻蔑地说道：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

丁韪良担忧这四人的报告，会让奕䜣等人对电报产生偏见，又亲自带着机器前往总理衙门“请他们亲自考察一番”。于是，在一个清晨，总理衙门众大臣集体体验了一把如何收发电报。

早期的电报机。图/维基百科

丁韪良回忆说：“一切进行都很顺利……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小事，在户部大臣董(恂)看来也不是一件小事，他常常来看电机，仔细研求，居然学会了发报的方法。他又帮我制成一套字母，报针指着两种记号便可拼成一个字，简便得很。大学士文祥也认为我的电机有用处，来看过多次。”

奕䜣、文祥与董恂对电报机的兴趣，显示他们很清楚这项技术在未来的意义。但丁韪良将电报机放在总理衙门一整年，以提醒众大臣不要忘记此事，结果却是电报机上落满了灰尘，电报建设没有任何消息。

从“严禁”到“解禁”

打破这种矛盾心态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洋人利用清廷对“领海权”缺乏认知，成功以海底电缆的形式，将电报线引入了中国。

1870年，英国东方电报公司（Eastern Telegraph Co.）计划从香港开始敷设电报线至上海，将沿途的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等通商口岸全部连接起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奉英国政府之命与总理衙门交涉此事。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威妥玛利用认知落差，耍了一个小手段：

英国东方电报公司的电缆图。图/维基百科

“此次所商，系由沿海水底暗设，不过仅有线端一头在通商口岸洋房屋内安放，与从前所论迥不相同，谅贵亲王自必洞彻此理，抑思线端若非必须上岸，此事始终可以毋庸置议，惟因沿海洋商盖房居住之地，虽系承租，究系贵国内地，未经达明贵亲王，不便即准遽行安置。”

威妥玛此函，貌似是在表达一种对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尊重，实际上却是在明欺清廷朝野上下无人懂得国际法里的“领海权”。对威妥玛的来函，总理衙门的理解是“由海底暗设，与前数年所议者在陆路明设之说迥不相同，似觉无甚关碍，尚可会商”。这种理解，显然已掉进了威妥玛设置的陷阱。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年－1895年），英国外交官、著名汉学家，曾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

既不懂得利用“领海主权”，又不愿意洋人将电报线设在中国，总理衙门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主意，就只剩下两条：（1）因盗匪出没难以禁绝，洋人又必欲在海中暗设电报线，清廷提前声明，对这些海中电线不负任何保护责任；（2）“线端仍不得上岸”，也就是说不允许电报线出海进入陆地，即便是通商口岸也不行，只允许设在水面船只之中。

稍后，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达成协议，将上海以北的区域划归大北公司经营范围，香港以南区域划归大东公司。香港-上海之间作为中立区，由丹麦大北公司敷设海底电报线，利益由两家公司共同瓜分。1871年，大北公司的海底电报线铺设至上海，且违反清廷的规定，秘密延伸至租界电报房。

丹麦公司的电报线既已上岸，清廷又无力迫使其拆毁岸上设施，随之而来的便是其他国家也纷纷前往总理衙门交涉，要求取得与丹麦公司“平等”的电报线上岸之权。电报线的建设，已进入到了一种“万不能禁”的状态。

大北电报公司在哥本哈根的总部。图/维基百科

第二件事情，是清廷在日军侵台事件（1874），与崇厚赴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事件（1879）中，饱尝了信息传递不畅之苦。

日军侵台事件中，总理衙门于1874年5月11日正式照会日本外务省，质问其为何没有任何商议与知会就擅自兴兵台湾，且声明全台湾皆系中国领土。但直到同年7月15日，日方才以一种傲慢的语气正式回复清廷，此时距离日军侵台已过去了四个多月。

日方之所以迟迟不做回复，固然是在刻意拖延以便谋求更好的局势；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廷没有驻日使领馆，也没有驻日使节，与日本外务省之间更无电报连接，这才导致照会迟至6月4日才送抵日本外务省。

1879年的中俄伊犁交涉，清廷同样因信息传递落后而处处被动。当时，电报从俄国发出要经过海参崴、长崎才能到达上海，而上海和北京之间是不通电报的，使用传统的驿站传递系统，信息在上海与北京之间往返，最快也要十多天之久。再加上总理衙门在接到崇厚自俄国发来的消息后，还得去征询远在西北边疆的左宗棠的意见，同样也没有电报线可用。

日本图绘中的侵略台湾。图/维基百科

信息交流迟滞一个月以上竟成了谈判中的常态。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用兵之道以神速为贵，西洋各国利用电报可跨越数万里海洋来互通军事消息，俄罗斯与日本也都已建起了自己的电报系统，中国的情况却仍糟糕透顶，“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

《里瓦几亚条约》条约文件。图/维基百科

痛定思痛，1880年，清廷终于同意李鸿章的请求，准许他自天津沿运河南下，一路架设电报线至上海。

失败的抵抗

1881年春，电报架设工程正式启动。同年11月，津沪电报线全部竣工，共耗资17.87万两白银。接下来，本该是再接再厉将电报线自天津引入北京。然而，这段在今天自驾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电报线的入京却足足走了三年之久。

李鸿章最初的奏请里，没有提电报线入京之事。他担忧提及此事，会引发朝野舆论的激烈反对，结果可能是天津-上海的电报线也造不成，即所谓的“臣于创办电线之初，颇虑士大夫见闻未熟，或滋口舌，是以暂从天津设起，渐开风气”。

李鸿章与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合照。图/维基百科

这并不是一种多虑。自1865年朝廷将“电线杆破坏风水”当成一种抵御洋人在陆地架设电报线路的理由进行推广，经过十余年的发酵，电线杆和电报线会破坏风水之说，已在清帝国朝野拥有了极多的信众。说电线杆抽取地气者有之，说电报能传递信息是利用了死人的灵魂者也有之。

最早被“电线杆破坏风水”之说洗脑的，是朝中的清流言官。1874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朝廷在福建与台湾之间设立电报线，朝中舆论即多持反对立场。与奕䜣的担忧（洋人获得更大的信息传递优势）不同，朝中言官们的着眼点，乃是电杆铜线破坏风水会引发民怨。工科给事中陈彝的奏章最具代表性，他主张“电线一事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

陈彝的逻辑是：设立电报线要往地里插电线杆；插电线杆会破坏风水，破坏地脉，进而破坏祖宗的坟墓；容忍电报线破坏祖宗坟墓是一种不孝；大清国的立国基础是忠孝合一，只有孝子才会忠诚于大清；允许在陆地上设立电报线，等于朝廷在鼓励百姓不孝，那朝廷要到哪里去寻找忠臣呢？陈彝的这套逻辑，在今天看来虽然荒唐可笑，但在那个年代，却极有说服力。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电报线终于获得了自天津入京的契机。当时，前线军情电报抵达天津后，仍须用驿站系统的快马飞驰送入京城。总理衙门深感这短短二百多里路程会耽搁许多事情，遂与李鸿章“函商展电线近京师”之事——所谓“近京师”，显示总理衙门仍不敢断然将电报线路引入京城之内。

北京城布局图，中心、外围非常明显。图/维基百科

李鸿章接信之后，即部署人员，于同年9月份将电报线路自天津延展至通州。消息抵达通州电报局后，再由驿马快递入城，约一个小时左右。问题是，消息如果是夜里传递到通州，驿马却是进不了城的。而阻碍电报线路入城的，仍是电线杆的存在会破坏皇城风水，内阁学士徐致祥说得很明白：西山是朝廷“地脉所系，王气所钟，妄施开凿，亦属不祥”。

饱受信息不畅之苦的总理衙门，终于在1884年1月下定决心，要将电报线路自通州直接引入城内的总理衙门。为免造成舆论风波，总理衙门指示李鸿章，希望“线端由水关暗入”，就是地面上不要有明显的线路。

但后来的实地勘测显示，走“地线”有许多无法逾越的困难，李只好再次奏请使用电线杆。总理衙门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电报线进入内城，但不进入总理衙门，而是在城墙边的泡子河附近择地设立一所官报局。信息传递至官报局后，再快马加鞭送入总理衙门。

这场闹剧发展到最后，不但朝中群臣深信电报线会破坏风水，民间百姓也将之视作一种牢不可破的常识。即便出面架设电线杆的是清廷官府，百姓们也不愿接受。

1898年，电报线终于正式被引入总理衙门。此时，距离丁韪良将电报机带入总理衙门，已过去了整整30年。